瓷瓶上的两条鱼

　　我的残疾是被镌刻在瓷瓶上的两条鱼

　　狭窄的河道里，背道而行

　　一白一黑的两条鱼

　　咬不住彼此的尾巴，也咬不住自己的尾巴

　　（余秀华：《瓷》）

　　余秀华出生在1976年4月5日，那天是清明节。她开玩笑说：“因此带点鬼气。”

　　母亲周金香肚子痛了一个星期了，但是孩子始终生不下来。直到4月4日晚上，剧痛无法忍受，父亲余文海出门去找接生婆。天亮的时候，接生婆到了，是个新手。在她的帮助下，母亲又挣扎了大半天。直到黄昏，余秀华的脚先出来了，是“倒产”。由于生产时间过长，缺氧造成了余秀华的脑瘫。

　　周金香说，女儿两岁多的时候还不会坐，他们才发现出了问题。他们把余秀文绑在椅子上，还是坐不好，会直接摔下来。余秀华出生后两年，弟弟出生了。余家终于得到了一个健全的孩子。父母请全生产队的人吃了两天饭，这个举动打破了村庄的习俗。以前生孩子，只请客一天，从余家开始，就变成了两天。

　　父母带着余秀华去钟祥医院看病，带了一瓶自家榨的香油送给医生。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不能完全治好，国际上都没有痊愈先例。不过在医生的治疗下，余秀华不流口水了。她后来感激这位医生：“这对我来说，比走路更重要：一个人流口水，人看见了总是觉得恶心，更不敢亲近了。”

　　余秀华是个早慧的孩子，她知道自己的身体缺陷，甚至为此带有负罪感。她说，一个卑劣的生命带给世界的的确是伤害。在余秀华的记忆中，童年是灰色的。别的孩子跑来跑去，她则被绑在椅子上不停地抖动。

　　后来在一个江湖游医的帮助下，用针灸治疗，三四岁的时候，余秀华终于站起来了。虽然她不能走路，但对父母仍是巨大的鼓舞。余文海用一个轴承加几根木棒，做了一辆小三轮车，类似于现在孩子的学步车。余秀华扶着这辆小车在打谷场上练习走路。她天天迈着蹒跚的步伐。直到一个傍晚，她终于丢开了小车，自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摇摇晃晃地从打谷场的北面走到了南面。尽管走的不是正常人的姿态，而是倾斜着向前，父母还是笑得眼泪横飞。这时候，她已经5岁了。

　　会走路只是一个好的迹象，但却没有从此就好起来。她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摔倒。医生还是说治不好。在乡下，求神拜佛是免不了的。余文海便请了“神婆”、“神汉”来看看女儿是怎么回事。

　　一个“神婆”说她上辈子搞死了一头牛，因而受到惩罚。但做了法事，依旧没有任何效果。后来又有个神婆提出了一个更恐怖的说法，说她前生把一个孩子沉到井里去了。尽管都是无稽之谈，但对余秀华的童年却是一个冷暴力。“它让我完全否定了自己，没有了自信。”余秀华说。

　　求神无效，父母便带着幼小的女儿四处求医。他们去钟祥、荆门、宜昌、武汉，带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每过一段时间，听说哪家医院好，便背上女儿又出发了，无非是想从医生那里得到一点点光明的慰藉。他们没有钱，只能坐最慢的车，住最差的地方。直到余秀华上初中，他们去了北京的一家大医院，专家告诉他们真的治不好。他们才算死心。

　　母亲周金香告诉我，因为女儿是残疾，可以再要第三个孩子。但他们还是放弃了，想把更多的精力和不多的钱都留给女儿。

　　余秀华上学了，那一年7岁。她看到别的孩子上学，也要求去。父亲把她背到了村里的小学。“我果真就上学了，命运慢慢展开了画卷，我如一个小丑把鼻梁涂红。”她自己走不了，最初每天都要人背着去上学。读高中的时候住校，父亲骑自行车接送她，单程要20公里。

　　余秀华并不笨，可以说很聪明，记忆力好，但问题在于写字。她的手不停地抖动，而且抖动幅度很厉害。她必须用左手奋力压住右手，但是笔画弯弯曲曲，老师只能猜测判断。余文海说，那时候女儿很努力地要写好字，用很大的力气控制手，结果把纸都划烂了。她写字用的力气不比干农活用得少，小指和无名指都磨出了血泡，结出了厚厚的茧子。

　　写字，一直是余秀华读书期间最大的障碍。直到高中辍学后，她才慢慢练习用左手写字。竟然比右手写得好多了。她有时会后悔，如果早点想到用左手写字，也许能念到大学，会是另一种不同的命运。在学校，余秀华感到孤独和寂寞。老师看不懂她的字，也改不了她的作业。参与不了别的孩子的游戏。

　　但学校时光并非总是黯淡的，点滴关怀就能让她感到一辈子的温暖。比如一位姓郑的老师，不仅讲课仔细而且给她许多生活帮助。有一次余秀华上厕所，扎毛裤的松紧带解不开了，她憋到要尿裤子，这时郑老师帮她，用嘴把松紧带咬开。

　　余家盖房子，请了村里人帮忙。但没想到出了意外事故，摔伤了人。父亲余文海不仅要负责村人住院治疗，还要给他家干活。村人的老婆是个泼辣粗鲁的女人，骂了余文海很久。骂到最后，所有的词用完，便扯到余秀华身上，说她前生没做好事，所以今生走路一摆一摆的，说她父母也没有做好事，才生出了这样一个女儿。那天余秀华在田埂上听到了，心里很难过，想哭但是不能哭。

　　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会歧视余秀华的缺陷，但她却无法躲开异样的目光。身体的缺陷，一直是她心头的疮疤，是她宿命感的根源。在诗里，她始终无法与自己的身体和解。她在诗中绝望地写道：“当我注意到我身体的时候，它已经老了，无力回天了／许多部位交换着疼：胃，胳膊，腿，手指／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

　　余文海告诉我，女儿小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日记：她幻想自己在出生时就死去了，父母嚎啕痛哭，阎王爷看他们可怜，便将她放回了人间，代价是无法正常地行走。

　　这种与生俱来的痛楚与不公感，无从化解，无法回避，成为她诗歌的母题——“这个身体，把我在人间驮了38年了，相依为命，相互憎恨。”

　　余秀华很努力。她很早就开始写日记，用颤抖的手握住钢笔，艰难地书写。既是表达自己，也是练字。在高中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尝试着写诗了。“荡漾在平静的海湾/便不会知大海的广阔/生命的月光徘徊在/岸围成的死水里。”（《生命之舟》）“千万次心许太阳／雨季到来/烟雾茫茫/千万种心绪飘曳在深深的雨巷。”（《雨季》）

　　这些诗歌虽然直白、稚嫩，却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少女阳光向上的态度，与柔软温存的情愫。

　　念完了高二，是在1995年，余秀华退学了。引爆点是老师看不懂她作文的字，给了零分。“其实，我也考不上大学，就不想再念了。”余秀华说。因为写字困难，当别的同学已经做完考卷时，她往往只能完成70%。

　　对余秀华而言，1995年发生了三件重要的事：退学、开店和结婚。父亲盘下了村里的一家杂货店，让女儿去看着，等于给她找了工作。但余秀华脾气不好，客人来砍价，她便不理。实际上，她能干的事情并不多。晚上还要父亲住到店里，看守货物。这店没开多久就关门了。

　　结婚也是这一年。母亲周金香说，别人问她嫁不嫁女儿？她说不嫁，女儿要自己养着，担心嫁出去受欺负。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个四川小伙子做“上门女婿”，夫妇二人觉得这男人老实，便答应了。男方家里穷，在老家自然娶不起媳妇，而余秀华身体有残障。这在村里人看来，似乎是般配的。但余秀华却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喜欢用一个人的身体缺陷和另一个人的物质缺陷做交换？公平还是不公平？结合的幸福到底在哪里？“反正他又不是与我结婚的，是和我这个家庭结婚的。”

　　19岁的余秀华懵懵懂懂结了婚，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有怎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