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的话有其深意，也有时代的特征——那时候政治风向变化很快，即便是一首歌也可能很快“过时”甚至“转向”。

　　这次谈话的深意，那时的金果临并未完全理解，而谈话背后有多少“文章”，或许他们姐弟二人至今也没有完全知悉。但很快，《我爱北京天安门》在一个面向全国的巨大舞台上粉墨登场。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10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此时歌曲为了符合当时宣传的需要又一次被修改，将最后两句改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由此歌词也最终定稿。

　　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这首歌曲。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我爱北京天安门》就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

　　“登上这三个报纸是很不容易的。”曲作者金月苓回忆，“然后我去参加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创作会议，会上对《我爱北京天安门》也给予了肯定，还被收入了文化部编的《战地新歌》。”

　　这一年的“五一”，由当时的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北京“五一”游园会》专题节目中，突然出现孩子们伴随着这首歌曲欢快起舞的场面。

　　金月苓记得那时自己的哥哥看到了关于中山公园游园会的纪录片，告诉她活动中唱了这首歌。之后，她自己去静安寺的新华书店，也碰到有人追问售货员歌本中有没有收录《我爱北京天安门》这则作品。“我就知道人家开始注意这首歌了。”事实上，它就是“火”了。

　　而另一个可资参考的证明便是，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正拍摄于1972年，将这首歌作为片头的音乐，可见其作为当时“流行歌曲”的热度和传唱度。

　　魂牵梦萦

　　“一曲成名”之后，金家姐弟的生活终于有了些许的变化——最直接的，也许是让天安门终于从梦中的神往之所，变成了日后的亲眼所见。

　　“当时国家体委在搞儿童广播操，他们开座谈会，开完了以后有一个老同志说这首歌写得蛮好的，就邀请我去了北京。”1972年11月22日，金月苓上午刚刚参加完爷爷的追悼会，下午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临走前，奶奶就把自己的呢子裤子给了她，特地叮嘱说，“白东西不要戴，到北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到了北京，同行的朋友问她：“你给《我爱北京天安门》作曲，你自己去过天安门吗？”金月苓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于是，他们趁着休息日出游，金月苓第一次站在了自己所爱的天安门面前。

　　那一份激动她至今记忆犹新：“和在电影里看到的太不一样了。电影毕竟就那么小一个银幕。而亲眼看见的天安门，巨大，壮丽，令人深受震撼。”

　　《我爱北京天安门》作者的身份，同样给弟弟金果临的生活带来了些许微澜。在中学即将毕业之际，他接连收到了两封来自武汉的信件。“地址是在解放大道，写得很详细，是一个姓吴的女孩寄来的。”

　　第一封信里，对方表示为金果临写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而高兴，并且希望和他保持经常性的信件联系。这是金果临收到的第一封“粉丝”来信，但他并没有将之当做是一份情书，因为自己当时的名字常被人以为是女生。他笑着把来信的事情放下了，没想到第二封信接踵而至。

　　“同学把信交到我手上，他摸了摸，说感觉信里面挺硬的。我干脆就让他把信拆开来，结果发现里面是两张女孩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军装，全身的一张，半身的一张，而且是彩色的——但不是用彩色胶卷拍出来的，而是通过‘着色’画出来的。”

　　看到女“粉丝”把照片寄到自己手上，金果临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最后想了个办法：“让我的同学代笔回信告诉她：你前后的两封信金果临都收到了，我们是他的同学，现在我们还在读书，你这么做似乎不甚妥当，我们想还是把这个照片还给你。”

　　寄出这封信之后，那位姓吴的武汉女孩就再未来过信——如今回过头看，这样的处理方式，着实有那一代中学生的特殊之处，以至于时至今日，老同学还会偶尔翻出这段“陈年旧事”，对金果临调侃一番。

　　但是，在亲见自己笔下的北京天安门这件事上，金果临并没有姐姐那么幸运。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82年，26岁的他才利用出差的机会，见缝插针得以到北京天安门拍几张照片留念。

　　“在我26岁以前，我人生最震撼的就是到北京，到天安门广场去拍照。我真的感觉太激动太激动了。”因为时间很早，广场上没有什么游客，更不会有人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因为担心照相效果，旁边一有游客经过，我就让他给我拍一张，接连拍了十几张。”那天他套着工作服，里面穿了件事先特意挑选的红毛衣。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终于和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团聚了。此时，距离歌词的第一稿诞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

　　命运坎坷

　　金果临中学毕业前，《我爱北京天安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传唱，到了1973年毕业时，作为学校先进学生代表的他和同学一起下乡成为了一名“知青”。

　　当然，这时的“上山下乡”已经与“老三届”那时的“知识青年”有了很大差别，大部分年轻人已经不会被送往边疆或者离家很远的偏远农村。金果临记得，上海“知青”的主要去向是本市的市郊农场，安徽黄山和江苏大丰就算比较远的了。

　　金果临提出，只要是去市郊农场，自己绝无二话。放弃留沪的原因有几方面，一是他觉得作为学校里的学生干部应该站出来“带带头”，另一方面自己还有一个妹妹，“我到农村去，我妹妹以后就能分配在上海工作”。

　　结果，金果临被分配到了奉贤五四农场，从市区过去单程路程三四个小时，他觉着这个结果自己完全可以接受。金果临在那里的工作也不错，还做过领导。

　　当他在奉贤工作生活的几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为期十年的浩劫彻底终结，而从1966年开始取消的高考，也在1977年重开大门。十年里被堵死了求学之路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来走高考这座“独木桥”。

　　这一年，金果临和金月苓又不约而同地坐在了高考的考场里。

　　姐姐金月苓此时已经27岁，她报考的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虽然老师都知道她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但是要求仍然很严格，“基础理论、考配器、写歌、和声，最后还要考文化课，都要考，一个不落，每项考试都要通过”。最终，她顺利地被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重新开启了求学之路。

　　金月苓那一届同学中间涌现出一大批著名艺术家：谭盾、郭文景、陈佐湟、刘索拉、叶小钢、陈其钢等都是她的同窗。但在入学之时，她的知名度或许远在这些同学之上。1982年，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金月苓回到上海，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音乐编辑。她又先后创作了《水龙头》《蒲公英》《小小雨滴》等一大批儿童歌曲——有的已纳入教材歌曲;有的成为声乐考级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