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7日，中日两国政府就调整并改善双边关系达成“四项原则共识”，其中第二项是“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但是在此之后，安倍等人仍在日本是否曾发动侵略战争和实行殖民统治等问题上闪烁其词，对“正视历史”缺乏足够诚意。

　　我们不禁要问，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为何历史问题还是成为横亘于两国之间的“政治障碍”，迄今仍难以跨越？这一政治障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难以跨越的根源在哪里？

　　企图否定“三个谈话”

　　日本官方有反省历史的三个重要谈话，即“宫泽谈话”、“河野谈话”、“村山谈话”。安倍再度执政后，竭力否定“三个谈话”，是其否定侵略历史的主要表现。

　　1982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查通过了日本实教出版社的高中《新历史教科书》。由于该教科书称日军对中国华北的“侵略”为“进出”；称“三光政策”为“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称“南京大屠杀”的产生原因是“中国军队激烈抵抗导致日军激愤”，因而引起中韩两国强烈抗议。8月26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宫泽喜一发表谈话，表示“日本政府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写入‘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与责任并表示深刻反省’，这一认识迄今没有丝毫变化”；“日本将充分倾听中国等国对我国教科书中有关此类问题的批判，并由政府负责纠正。”根据“宫泽谈话”精神，11月24日，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增加了被通称为“近邻诸国条款”的内容，规定：“在处理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的近现代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但此后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侵略事实的抹杀和淡化并未绝迹。2012年，自民党甚至将删除“近邻诸国条款”列入竞选纲领。安倍在众议院选举时公开宣称，制定新教科书政策，“将成为新政权的支柱性政策”。

　　1991年12月，日本政府着手对二战中与日军相关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1993年8月4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谈话，承认“在慰安妇的征集、运送、管理等方面，采用哄骗、强制等手段，总体上违反了本人的意志。”这一谈话史称“河野谈话”。但是，安倍等人却欲否定之而后快。2014年10月2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声称，河野洋平承认旧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的发言“有很大问题，我们否认那个发言。政府将为恢复日本的名誉和信任努力申诉。”

　　1995年，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作为内阁决议和政府正式见解的“村山谈话”，首次将日本曾经发动的战争表述为“殖民统治和侵略”，并对此表示“由衷歉意”。此后，日本历届内阁均沿袭“村山谈话”的精神及表述。

　　2012年8月，安倍公开声称，“有必要否定或取消‘河野谈话’、‘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的所有谈话”。2013年3月，安倍称，将在2015年纪念二战70周年时，以“安倍谈话”取代“村山谈话”。

　　保留靖国神社缘由

　　安倍等人贯彻“历史修正主义”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无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逐渐形成了以天皇为神的政教一体的“国家神道体制”。天皇既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也是神道教最高祭主。二战期间，天皇作为祭主在靖国神社举行“临大祭”，将战殁者奉为“英灵”。由陆军省和海军省管辖的靖国神社，因此不仅是追悼战殁者的场所，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日本战败后，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计划将其烧毁，但美国解密档案记载：“应保留靖国神社，废止恐引发事端。”这是促使麦克阿瑟最后决定保留靖国神社的原因。

　　靖国神社的保留，直接构成影响中日关系的政治障碍，影响深远。1951年9月，由二战48个战胜国与日本签署的《对日和平条约》（通称《旧金山和约》，中国被美英法等排除在外，故中国政府未承认过该条约）第11条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但是，1952年4月30日，日本制定了《关于援助保护战伤病者以及战殁者家属等的办法》（简称《援护法》）。同年6月，日本律师联合会以战死者的家属和民间团体为主要力量开展战犯赦免运动，获得了4000万民众签名支持，显示了日本取消战犯和战殁者差别的“民意”基础。

　　国内法颠覆国际法

　　1953年8月，日本修订“援护法”，取消战犯家属和一般战殁者家属的区别。同月，日本政府重新实施《军人恩给法》，不仅给予战犯和战殁者同样待遇，而且将狱中死亡的战犯定为“因公殉职”，将战犯被拘留期计为“在职”，同样给予“恩给”。1953年8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赦免战争犯罪受刑者的决议》。日本法律和国会决议，实际上颠覆了《旧金山和约》第11条的规定。

　　日本国内法对国际法的颠覆，为靖国神社合祀战犯提供了前提条件。1959年10月，日本厚生省向靖国神社提供了一份“祭神名单”，要求合祀乙级和丙级战犯，成为靖国神社合祀战犯的开始。1966年2月8日，厚生省又向靖国神社提供了一份“祭神名单”，要求合祀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经历一番曲折，1971年，靖国神社崇敬者总代会通过了这份名单。又经过几年的“争议”，1978年秋季例行大祭前一天，14名甲级战犯按照祭祀程序被正式合祀于靖国神社。

　　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国等国抗议，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严重问题。2001年小泉纯一郎再度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日本国内法对国际法的颠覆，为参拜靖国神社提供了“法律依据”。2005年6月初，日本共同社就是否赞同将14名甲级战犯移出靖国神社进行“分祀”进行问卷调查，靖国神社当即发表声明表示抗议，称“日本国会已经于1953年一致通过了‘不存在战犯’的决议”；“根据对国内法的修订，战犯与普通战争死难者得到了同等的待遇”。2006年安倍初次担任首相，在国会答辩时也宣称：“所谓的甲级战犯是依据东京审判而被裁定的战犯，根据日本国内法，甲级战犯并不是战犯。”

　　2013年12月26日，安倍在再度执政一周年之际，不顾多方警告，公然参拜靖国神社。

　　两大“理论”否定侵略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略战争，烧杀掳掠，铁证如山。但是，战后日本政界、学界等右翼人士否定侵略战争、拒绝历史反省的言行，却似一股社会思潮的潜流流淌不绝。近年来，尤其安倍再度执政后，这股潜流再度泛起并趁着“右风”呈汹涌之势，原因究竟何在？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分子鼓吹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战争是“大东亚解放战争”，称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突破美英中荷包围圈而进行的“自卫战争”，形成日本否定战争性质的两大“理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自卫战争论”。

　　在裕仁天皇的《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简称《终战诏书》中，这两个理论已有明确表述：“对始终偕帝国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各盟邦，朕只得深表遗憾之意”；“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上世纪六十年代，曾被判为“文化战犯嫌疑人”、原名后藤寿夫的林芳雄出版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成为日本“为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的第一本书。

　　1993年8月10日，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表示：“我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他的发言当即引起日本右翼势力不满。时任战殁者遗族会会长、后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当即抗议道：“细川的讲话让阵亡者遗族难以忍受，我们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

　　随后，自民党成立了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所谓“历史研究会”，邀请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讲人”进行了20次关于历史问题的讲演，最终汇成《大东亚战争的总结》。2013年4月23日，安倍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取决于看待这个问题的是哪一方”，就是变相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