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源于小剧场戏剧

　　“演后谈”的设立起初源于以实验和探索为目的的小剧场戏剧。编导演本身就是在探索戏剧的各种发展可能性。他们对“我冲到观众面前3米还是0.3米更合适”心里也未必有底，所以很想在演出后了解观众的观感。随后，再根据观众的主流意见来调整下一场演出。

　　近来，不少国外戏剧团体来中国演出，也乐于举行“演后谈”，原因有二。一是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对戏剧的理解偏差——偏差未必是“错的”，也可能是“横生妙趣”，因此外国戏剧家也有好奇心，想了解中国观众看出来的戏，与他们的初衷是否有异趣。二是市场正倒逼戏剧从小众艺术走向大众领域，拉近观演距离有利于下一轮票房销售。戏剧家大都属于精神财富远胜于物质生活的主儿，配合销售也很正常。

　　观众表现值得玩味

　　中国当下剧场观众在“演后谈”的表现，确实颇值得玩味。有“让翻译尴尬型”——一来，确实有观众对自身语言能力的自恋和“爱现”，堪比艺术家；二来，有些翻译确实不熟悉戏剧专有名词，以至于翻得含糊甚或错误，被敏锐的观众当场指出。有“见到偶像声泪俱下型”——人有偶像是常情，只是表现各不相同罢了。当陈道明在演完《喜剧的忧伤》走向舞台上的走廊深处时，不少中年女性观众聚拢到台口，解下各色丝巾朝着走廊尽头挥舞……一个人声泪俱下或遥望背影的时候，是不会理性地“预见”到“我身旁还有观众要提正经问题呢”、“我的背影挡到了后排观众了”。再者，艺术就是制造“魅惑力”或曰“感染力”，身为偶像的艺术家再冷漠，对这样的场面也会窃喜。还有“硬逼艺术家为自己服务型”——当场软磨硬泡要编导演为自己作品当艺术总监。这样的观众对艺术的拳拳之心，真是“天地可鉴”，也是“天地良心可怜见儿”。他们忽视了谈及生意，中间还树立着伟岸的经纪人。不过，以上所有类型，几乎都属于“抓紧一切机会显摆并表白”这一个大类。因为“爱”，才会“表白”。

　　“演后谈”中值得注意的“不恰当”问题，恰恰是一些看似“正常”的问题。例如：“你们这台戏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剧中女主人公在舞厅里跳舞，然后就和男主人公好了，为什么？”评价戏剧品质的高低，在于展现“空白”的能力，以及赋予观众的想象空间是否多层次。换言之，只有标准、唯一答案的戏，多半是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的寡淡之作——想必举办“演后谈”也谈不起来了。但是，应试教育把大部分年轻人的头脑磨砺成了只对是非题有理解力，稍好一些可以做做复选题。论述题呢？记住“关键词”，就有“得分点”了。那么这出戏的关键词是不是“战争与和平”、或者“阴谋与爱情”？戏剧是对生活的反映——生活哪有标准答案呢？对于上述问题，国外戏剧家经常报以反问：“你觉得这出戏的主题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好了呢……你这么理解也可以啊！”

　　教育领域应有作为

　　向观众普及戏剧常识，不全是戏剧人——至少不全是舞台上编导演的责任。一定要找什么人来负这个责任，首先也应该是教育领域。答案是，我们18岁前，在必修课上接触“戏剧”只有三次：《雷雨》《茶馆》《威尼斯商人》，还都只是文字，这才真是“天地良心可怜见儿”！然后，对于“戏剧”，基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自学”了。能成才吗？很难。因为，这门现场艺术需要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最起码要在剧场里看上1万小时的好戏。按照“1万小时定律”（做任何事情坚持1万小时就可以成为专家，相当于正常朝九晚五上班5年），闭门看碟是可以成为电影专家的，因为在家看与在影院看，不会影响理解。但是，欣赏戏剧的空间和载体变成“在家看戏剧碟”，一定会产生理解偏差的——现场看，理解都不一样呢！否则，还举行什么“演后谈”呢？

　　那么，“戏剧常识”这个沟壑该由谁来填平？民间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各类剧评、讲座、微信号、进校园的活动，都是戏剧常识普及的良机。但是，确实缺乏系统的、常态化的常识普及平台。教育部门其实也做出了努力，出版过《中外戏剧名作》等选修课程。可是学校会支持吗？家长会同意吗？

　　戏剧常识普及了，那么音乐美术呢？我们整体缺乏审美能力决不能简单地怪观众、怪艺术家，首先应该自省——审美领域的常识，还真该和计算机一样，“从娃娃抓起”呢！

　　不乐观地说，社会缺乏的只能靠家庭弥补了。这也就是为何“演艺”常出“世家”。　　   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