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定丧失了人性

　　这里所说的大姐，就是上海局负责川东地下党组织的钱瑛。让刘国定自首出狱，显然是得到组织同意的。因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可以尽可能地不牵涉其他同志和组织，是一种保全自己、防止加剧破坏的有效措拖。但没有想到的是，刘国定叛变得如此迅速，而且又迅速地帮助特务破坏地下党组织，把他的下级一个一个地出卖，完全丧失了人性。当然，徐远举对刘国定也说话算话，很快出手帮刘解决了所遇到的家庭麻烦。

　　当徐远举要他交代组织、出卖同志、参加特务工作的时候，刘国定表示答应，但要先谈好条件。作为交易的条件，刘国定一再希望徐远举考虑他是省委、市委级的干部，但最后仅以“中校”官职成交。因此，刘国定在以后的叛变活动中是有一定保留的，而这种保留是他为了更好地保住他认为属于他的利益。叛变后，刘国定架子很足，只对徐远举毕恭毕敬，对二处的其他特务一概瞧不上眼，所以特务们都讨厌他。因为手头还有未交代的人，自认为有本钱，住在杨家山时，要两个老妈子服侍他，每顿饭没有鸡鸭就不上桌，稍不遂意就摔碗。

　　冉益智也迅速叛变

　　冉益智的叛变过程之快，令人难以想象。

　　1954年9月14日，特务田光辉在一份补充坦白材料中，交代他与雷天元在北碚旅馆突审冉益智之情况：在冉益智不愿交出组织时，雷天元同我叫整起，我做得很凶。我是摇旗呐喊，想显一显自己的威风。于是，周昌炽马上用一床被盖把冉益智脑壳蒙起来，不让他呼吸空气，使他感到窒息。记得当时把冉益智的尿都整出来了，冉益智才从被盖中透出声音来“我说我说……”冉益智就这样叛变了！

　　1970年11月23日，当年与冉益智同在一个单位的王韵芬，在《关于我所知道和听到有关叛徒冉益智被国民党逮捕经过情况》材料中记载：1948年，冉益智在重庆化龙桥原伪中央电工器材厂当职员，我就在这个厂里面的家属宿舍。1948年底前后，冉益智叛党投敌回家了。他说，他不干革命了，他还在国民党的什么机关当了什么专员。我听了，真像泼了一瓢冷水，又气又恨又感到无比的羞耻。这时，我真是束手无策无法面对。

　　地下党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冉益智在渣滓洞被关押时，感到恐慌、焦躁和不安。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在狱中，如果不继续交代组织、出卖同志，说不定哪一天就拉出去给枪毙了。但如果交代了情况，自己更会遗臭万年。为此，他心里充满了矛盾，坐立难安。对冉益智在狱中的表现，罗广斌是这样写的：贪生怕死集中地表现在被捕后的冉身上。怕死、动摇、神经过敏，他没有好好睡过一夜。半夜起来写遗嘱，白天叹气，走着走着突然坐下来往床上打一拳。陈然他们劝他，没有用。他叛变，但知道革命不久就会胜利。为了苟且偷生，明明知道是走不通的，但仍然要叛变。

　　当被转囚到白公馆后，他彻夜难眠，半夜起来写遗书给他的妻子，其中最后一句是：“枕边一吻，竟成永别。”贪生怕死使他动摇了革命的信念，严酷的现实使他选择了苟且偷生。

　　冉益智曾是许多地下党员所崇拜的一个领导干部。他公开场合讲起革命道理来，口若悬河、振振有词；他谈起共产党员的气节问题，更是热血沸腾、慷慨激昂。他叛变后，在出卖组织和同志的问题上，只要对他可能造成影响的，他就不计后果地出卖。由于他出卖组织有功，从少校升为中校。

　　对冉益智的分析，狱中同志还指出了他的一个怪现象：在男女问题上，他又表现了一个畸形的观点：他手头的关系，男的大多数交了，女的保留。曾紫霞也只说是“六一社”的；对太太特别想念。这点，我们曾经讨论过，认为所有叛徒都想着个人的生命问题、家庭问题和妻子……

　　思想投机行动腐化

　　冉益智在任何场所、任何时间、任何问题、任何情况面前，总是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他不仅“能言善辩”，他还十分会“为人处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很“机警”地推掉一切责任；有了成绩的时候，他也“善于”找到各种理由与自己挂上。在他的心目中，什么学习问题、思想改造问题，与他这个“领导”是不相关的。他认为学习和思想改造，都是下面的事情。放松学习、忽视思想改造、自以为是，是从思想到行动腐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罗广斌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我们不能因他叛变而说他以前的行动处处都错。但研究他思想最根本的出发点，的确是有很多问题的。因为他的“机警”、“善于辩解”，以前组织上并没有严格进行整风，确实可能被他所蒙蔽。

　　机警本是优点。但冉益智的机警是什么呢？冉益智在一个学校组织学生活动时，学生们积极参加。而当学校当局以“有共产党在组织”的大帽子妄图把学生进步活动压制下去的时候，作为组织领导者的冉益智却“开小差溜了”。不知情的学生还以为他被当局抓了呢。于是为了营救他，学生们组织了激烈、尖锐的抗议活动。当知道冉益智并没有被抓，而是为了自身安全躲避时，学生的抗议活动已无法停止，最终彻底失败了，甚至一些学生因此而被开除了学籍。

　　他组织领导的学运出现问题时，就立即溜之大吉，完全不管被组织的学生会有什么情况。如此“机警”的领导，何以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带领和指导者？这种事情在他身上不止一次，但没有党内的监督监察机制和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此，所有的问题都在他的“善于辩解”中被化解得无影无踪。一定要认真研究领导干部思想最根本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这是使用考察干部很重要的一点。

　　从解放后冉益智所写的《我的愿望和要求》中，还可隐隐地看到他的“差劲”和“投机”：我以戴罪之身，除静候组织的处分外，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以求立功自赎，为了免犯错误和有效起见，可否给我以一定的工作联系。此外可否投考军政大学或其他的学校，以俾重新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并待指示。

　　无论是叛徒刘国定，还是冉益智，都想要活命。他们当叛徒的目的是为了苟且偷生。面对他们曾经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变成了现实，他们又露出另外一张嘴脸：刘国定表白自己只是“形式上的特务”，他认为自己“不至于肉体的毁灭”，他更想“速作决定以使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无独有偶，冉益智也要求“以戴罪之身”“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甚至还希望去“投考军政大学或其他的学校”。

　　一个人参加革命后，会有两项指标伴随其一生，这就是忠诚度和信任度。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应多多地开展党员的忠诚教育，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这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能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忠诚与背叛，决定着有政治选择的人的生命价值。不仅是战争年代，就是今天，这一命题也指向着每一名党员和干部。大多数可以归属于忠诚的行列，而个别的背叛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和完全杜绝。因此在干部廉政制度的设计方面，可以让忠诚更多一些，让背叛更少一些。

　　（摘自2015年第2期《中外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