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防范电信诈骗专家认为，不论犯罪分子的手段如何变化，技术支撑是他们的命门。无奈的是，一些职能部门始终没有积极应对，客观上放任了犯罪。
谁是诈骗技术支持？
要遏制电信诈骗，首先要搞清电信诈骗的运作模式。从上海近年破获的案件来看，电信诈骗的运作模式一般是：诈骗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境外幕后组织和操纵整个犯罪实施，其他人员负责以下事项：
1. 为诈骗窝点搭设网络平台、提供电信服务器以及改号服务；
2.发送诈骗短信或拨打诈骗电话，并接听回拨电话；
3. 赶赴各城市转款、提现，将赃款转至多个不同账户，实施诈骗。
由此可以看出，电信诈骗主要依靠两方面的技术支持：电信运营商和银行。虽然这种支撑不可能是主动的，但无论是这些部门对安全监管漏洞的忽视，还是人为设置的种种壁垒给破案追赃带来的客观阻碍，最终都给诈骗团伙实施犯罪、逃避打击提供了可乘之机。
谁在分享诈骗收益？
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关于电信运营商和商业银行分享电信诈骗13％收益的发言，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据业内人士分析，以诈骗100万元为例，骗子通过ATM机取现，ATM机每天最多只能取款2万元，为了快速取款，骗子必须将这100万元拆分转账至50个以上的账户，再分别取现，每张银行卡开卡费用是5元至10元，每次转账和取款都有相应的手续费。此外，一些涉嫌诈骗账户被冻结后，账户上还有不少资金，由于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这些资金实际上由银行在无偿使用。
运营商获取的收益主要是通信费用。据业内人士透露，网络改号电话每分钟通话收费1.5元至2元，诈骗团伙在境外通过网络改号电话群拨境内用户，产生大量通信费用分别由运营商以及二三级话务商分享。一些诈骗团伙为逃避打击，每天都更换新的手机卡拨打诈骗电话，这些手机卡绝大多数是外地号码，也会产生大量通信费用。
海量手机卡、无线上网卡产生的通信费用，及废卡剩余的话费，都成为运营商分享的诈骗收益。
技术防控是否可行？
防范电信诈骗专家认为，电信诈骗犯罪分子打的是“概率战”，再完美的防范宣传，也无法穷尽所有人，只有通过电信、银行等相关职能部门研究修改技术流程、提高技术手段，才能根本遏制案件高发，为百姓避免和挽回损失。
那么，技术上修改是否可行？
众所周知，防范打击电信诈骗的重点，不仅是诈骗发生之后的追踪和抓捕，更是挽救受害人的资金，至少是通过银行账户信息跟踪诈骗人的资金流动并予以锁定。
问题在于，即便公安部门根据报案要求银行立即冻结款项，按照银行现有的规定和流程，基本赶不上犯罪分子转钱的速度。有时即使冻结了，成本也高得吓人。本报此前曾报道过长宁警方为冻结一笔赃款，每半年去一次外地，最后出差费用几乎相当于赃款金额。
业内人士指出，最好的办法，是银行联手公安部门设定一个专门机构作为中转通道，这个机构直接能够对所有银行快速下达账户冻结指令。在公安部门内部，各地公安机关也能够较快与该机构确认电信诈骗的产生和报案。
此外，银行对所有的个人或机构账户的异动，肯定都有监控，电信诈骗的受害人一般是多人，资金转入和转出，都是多批次，并且都体现为短时间单次性资金流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监控难度和监控成本。关键在于银行是否能够严格监控，而不是更多考虑吸收储蓄和流动资金。
从通讯上来看，相信不少智能手机用户都曾发现，一些通过改号软件弄出来的尾号为“110”的“法院传票”、“邮局邮件”类诈骗电话，在一些民间软件公司的电话卫士显示中，早已被数百上千人标注为“骚扰电话”，大大减少了智能机用户上当受骗的几率。同样的技术如能用在运营商网络端，将诈骗电话辨识并拦截于拨出之前，肯定能减少大量电信诈骗罪案的发生。
要做到这些，从技术上来说其实不难，关键在于态度。
问责机制何时完善？
业内人士指出，电信诈骗反映出的电信运营和银行安全管理漏洞长期存在，主要原因是利益驱动和问责机制的缺失。央行和工信部近年来一直强调落实银行卡和电话卡的实名制，但不少银行和电信运营商并未严格执行。
法律专家指出，用户每月6元开通来电显示，与运营商构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用户因为来电显示被误导受骗，运营商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只有更多的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依法进行诉讼，才能促进运营商和银行规范自身行为，从源头治理电信诈骗。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法律也需要健全。以美国为例，美国治理电信诈骗主要依靠两部法律：《电话消费者保护法》和《控制非自愿色情和推销侵扰法》。两部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向消费者发送与商业营销、产品推广、服务广告有关的垃圾短信。用户只能在两种情况下接受此类手机短信：一是明确表示同意接收；二是这些短信用于紧急情况。
此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根据《电话消费者保护法》推出“不接受电话推销名单”服务，全美任何座机和手机用户都可在这项服务的专门网站上免费登记。任何人向使用这项服务的用户发送未经同意的推广短信，都属于非法行为。
本报记者 潘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