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刘爱琴和朱德的外孙女刘丽、中国早期革命者李范五的儿子李多力及刘霞等4人受邀作为老兵后代团的成员，赴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当天游行队伍中的“永存”方阵，走过红场。

　　“战争来得太快太猛”

　　刘爱琴这位神情安详自然、谈吐不失幽默的老人，浑身透出饱经磨难后的豁达开朗。此次受邀参加如此重要的纪念活动，她非常高兴，对和平的意义，老人自有不同的感受。

　　“世界70年没有大型战争是什么感觉？”老人感慨道。

　　与记者合影留念后，她缓缓谈起往事。“我个子这么矮，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两次挨饿太厉害，差一点人都走了。一次是10来岁给富人家当童养媳时，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活、挨打、受骂。”

　　刘爱琴说，她父母参加革命，母亲更是34岁就被国民党枪毙，家里没人照看她，只好把她寄养到别人家当童养媳。1938年武汉沦陷前，她11岁，父亲专门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启事，寻找女儿刘爱琴，这才回到父亲身边。

　　但是父亲将她和大哥接到延安后才1年，就要去新四军任政委，到前线去。兄妹两人被送到苏联，进入专门收纳全世界共产党人后代的国际儿童院学习。

　　“在我们小孩子的印象中，战争来得太快、太猛。儿童院里很快陷入没吃没喝没柴烧的困难境地。”刘爱琴说，那是第二次挨饿。1941年的秋天，吃的东西开始短缺，冬天，院已没有柴火可供取暖。

　　等到1942年的春天，小伙伴们自己动手，去林子里砍树，刨地种土豆、白菜和胡萝卜。“就靠吃这些度日。”但她记得在儿童院里还接受不少教育，老师是选来的一等老师，特别爱孩子。同学们也在那段时间结下深厚的友情。

　　流泪看完母亲经历

　　这次受邀前来的刘丽，是朱德的外孙女，其母朱敏是中国唯一一个住过集中营的人，也是电影《红樱桃》的原型。

　　刘丽说，妈妈是个很开朗的人，她总喜欢讲高兴的事，所以集中营那段经历和战争中的故事，她从来不提。

　　20年前，朱敏曾经在外界的推动下，出版过一本《我的父亲朱德》，当中有一段写到了集中营的事。刘丽说：“那一段，我是掉着眼泪看完的，那时才知道妈妈那时候那么苦。觉得她太坚强、太伟大，有这样一位母亲我很自豪！”

　　刘丽说，看到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如此隆重，她感到非常欣慰，也觉得很有必要。

　　名字留下当年印记

　　李多力今年76岁，他的父亲李范五曾任黑龙江省省长。他本人出生在国际儿童院，在那里生活了整整14年，这段经历给他的人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喜欢收藏卫国战争时期的纪念品，1941年-1942年的《真理报》他都给找齐了，卫国战争时期出的邮票，他也有100余张，“一张邮票一个故事。”

　　说到故事，他自己名字的来历就是一个。在国际儿童院时，他的名字叫“张松-多力克”，张松是父亲的化名，在这里用作他的姓，多力克是儿童院阿姨帮他取的名字。1950年回国后，他上汉语课时，老师将他的姓改回“李”，又把“克”字掐掉，于是有了他现在的名字。

　　如今，退休多年的他奔忙于中俄两国之间，促成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与国内不同城市抗战纪念馆的合作，展品交互展出。这样的展览已在沈阳、武汉等5个城市举办过。今年的合作城市是抚顺。李多力还说，和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合作也已基本谈妥。他认为，举办这样的展览，对两国年轻人铭记战争历史大有帮助。

　　老友唱起昔日歌曲

　　这次老兵后代团的成员，大都是当年国际儿童院的小伙伴，他们来自德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中国等多个国家。刘爱琴为老朋友们准备了绿茶，李多力也准备了茶叶和丝巾，准备送给同学们。中午队伍集合等待出发时，老友们谈得兴起，还唱起了昔日的歌。

　　昨天下午，几位老人和老兵后代团的老朋友们一起，到位于胜利广场的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献花，并召开纪念座谈会。虽然经过长时间的飞行，时差也还没有倒过来，老人们都浑然不觉，细细地参观着、倾情地讲述着，仿佛又回到战争岁月。

　　莫斯科时间今天下午3时，他们组成的“永存”方阵将通过红场。李多力透露，他们计划在游行队伍中举着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照片。“他们虽然成为了国家领导人，但也是老兵的一员，我们准备的是战争时期的工作照或生活照。”但最后会不会按计划进行尚未确定。   特派记者  姜燕

　　（本报莫斯科红场今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