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读台湾作家王鼎钧的《桃花流水杳然去》，翻到一篇《世贸中心看人》，文章写于9·11前：那些号称在天上办公、在地下走路、在树林里睡觉的世贸白领们，于差别极小、密闭的办公室，被惨白日光灯浸泡，多少常春藤，多少橄榄枝，多少三更灯火五更钟，修得此身？又是多少俯仰浮沉，多少泪汗淋淋，剩得此身？那些顶尖的办公楼恰是堂堂正正的战场，千军万马，一鼓作气。这些角色影像与上海陆家嘴相去不远吧？费孝通先生在早年作品《乡土中国》里用“礼治秩序”来廓清对“人治”理解的偏颇和误区，认为礼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不能自已。这样有情有义的乡土经验放在美国费城兰卡斯特地区的阿米什人那里似乎也行得通，阿米什人至今尽量拒绝使用现代电器，以马车为交通工具，过宁静简朴的田园生活，差别只在于他们心中有一个再洗礼教派的上帝。三岛由纪夫的《天人五衰》涉及佛家轮回，人间佛教在中国的兴盛使我们对三岛的作品及其死亡意识很是熟悉：一向石门里，任君春草生。
不同的文化样式，竟然有着大致相似的人情冷暖和生死大问，这也许是我们关注跨文化传播的起点，也是中国文化追求“和而不同”的基础。但真实的历史交流过程岂止求同存异那么宽泛和简约？盲目求同也许会导致自我的丧失。北京大学乐黛云先生主张不同文化间“同情之理解”，倡导“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中国式辩证法，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老所长资中筠先生冷眼向洋，强调理性、客观的学问态度，认为把自己所有的缺点、所发生的坏事和国内的问题都怪在外国人身上，是一种很没出息的表现。强弱相生，优劣互存。文化间的差异原本是事实，外国舆论批评中国、丑化中国，我们不妨持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善于反思，善于以我为主的借鉴吸收，那么既不会被“骂亡”，更不会被“唱衰”。
人与人一样又不一样，文化与文化，一样又不一样。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和实践，正是要在不一样的情境里寻求共同点和交叉面，在相似的命题或困境中发现别样的途径和表达方式。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明确的价值立场和综合判断能力而非感情用事。费老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特别欣赏玛格丽特·米德的《美国人性格》一书，他用自己的语言和所见的事实写出了不尽相同的《美国人性格》，玉成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佳话。今天我们见证、深化跨文化交流的价值观和路径，费老的境界值得追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愿这不是我们的孤意，而是众多同好的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