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浙江路桥桥堍下的会审公廨

　　浙江路桥坐落在福建路桥（也叫老闸桥）的上游，这桥曾有一个相当难听的名字：老垃圾桥。那是因为浙江路桥的一边，曾有工部局的垃圾码头，都市的生活垃圾一部分就是从这个码头上向外省运送，理所当然地，飘散在桥四周的气味不那么好闻。但这座桥，从结构上说，却是十分独特，专业名称为“鱼腹式钢桁架结构桥梁”。

　　之前，大清国光绪六年，1880年，工部局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步行木桥，将苏州河南岸的浙江中路与苏州河北岸的浙江北路加以连通。

　　1887年，也就七年光景，木桥很奇怪地提前毁损了。工部局拆了旧桥，另建新桥，仍然木结构。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不计成本的工部局，毅然决然地将旧木桥再次拆去，在苏州河上推出全钢结构的第二座桥（头座桥便是遐迩闻名的外白渡桥），再次引用桥梁专家们的术语，桥的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重力式桥台。浙江路桥的桥面上还铺设了电车轨道。英商的5路无轨电车与6路有轨电车一路“叮叮当当”地翻桥而去，形成大都会的一道小小风景。1924年，桥面上的单轨改为双轨，原先的木板桥面也在这一年改为水泥混凝土桥面，浙江路桥随着上海一同进入恢弘的“银元时代”。

　　关于桥，似乎就是这点说法了。那么，桥堍两边于上海有意义的地标呢？我想，有必要向读者叙述的是浙江路桥桥堍下，那安置在浙江北路与七浦路交界处的会审公廨。

　　先说一些基本事实，这些基本事实并不发生在苏州河沿岸，而是发生在当年英租界的领事馆中。上海开埠，西方诸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所谓的领事裁判权。作为一种不平等的治外法权，它的内涵是诸列强可以在租界内设立自己的领事法庭，可以对它的公民所犯罪行进行审理，而主权国，也就是大清国的官员却无权干涉。由此，领事裁判权其实是对大清国或更广而言之中国法权的一次挑战，是19世纪大殖民时代所派生的最严重的不公之一。

　　当小刀会与太平天国的相继起事迫使大批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内人口剧增，华洋杂居得一天世界，一些华人的低下素质和犯罪事实，使得审理他们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

　　解决方法先是这样：在公共租界内设立一个司法机关，叫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衙门中两个人权力最大，其一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委派的官员，其二英帝国领事总馆的领事，他们一起审理在租界内的犯罪华人，时间应该在1865年。一段日子下来，工作方法必须调整，便根据苏松太兵备道道台与英美领事协商后订立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经北京总理衙门与列强在北京公使团核准，公共租界内便有了会审公廨，时间应该在1869年。

　　自此以后，正式成立后的会审公廨地址几经变更，最初是在南京路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内，随后迁到南京路菜市街对面，这两个地方，严格来说与苏州河都没有什么关系。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899年，当它搬迁到浙江北路与七浦路口的那个地方，与苏州河就有了亲密接触，也是从这一年起，7000平方米面积、风格为折衷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的这幢建筑在上海新市民口中被叫做“新衙门”。

　　在西方人的视角中，他们将这个司法机关的成立看作是对大清国法权的尊重，对生活在租界内的清国人施用混合司法管辖权的本质，不仅是他们明智地认可对清国人的诉讼权，而且是对清国人作着某种意义上的保护。那时，来自西方的男女们对大清国法律十分不解，甚至反感，因为按照《大清律法》的判决，所有的处罚在他们的观念中不仅处罚过重，而且十分残酷。譬如所谓的“站笼处死”，是将一个罪犯关进立着的笼子中，让他的头伸出笼外，并卡在一个洞中。每天，从其站立的那堆石头中取走一块石头，直到其下沉身子的颈项被笼口彻底勒紧，最后窒息而死。他们自然更无法接受“凌迟”这种极为残酷的死刑，这样的残忍是西方文明所无法接受的。

　　倘若读者有兴趣从19世纪末期穿越来到今日，在距苏州河一箭之地的地方，你会看到这个建筑，不过，到处都是时间之齿啃咬后留下的痕迹，因此，继续地沿河前行吧，前方便是西藏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