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72年，当年的村民再次来到这里，21位老人激动的心情长久难以平复。96岁的蔡梅生指着额头上的伤疤告诉记者：“这就是日本人当年干的！”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老人们口述亲历惨状。

　　逼村民说出游击队

　　当年24岁的蔡梅生至今仍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他用激动的语气叙述。1943年8月8日下午，从新场镇的日军司令部里走出10多个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押着2名当地百姓，摇着一船抢来的大米准备送往三灶的日军据点。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得悉此情报后，头顶烈日，埋伏在沿岸。

　　下午2时许，粮船进入游击队的埋伏圈，只听一阵枪响，坐在船头的敌人中弹，连人带枪跌进河内，其余的鬼子也乱作一团，纷纷跳水逃命。下午3时许，日军从三灶据点搬来救兵，押着12名祝桥村村民下河捞枪。虽然其中一些村民不会游泳，但好在一番折腾后，并无人溺水。不过，枪始终没有捞出水，气急败坏的日军将12人带回据点，打得遍体鳞伤，但大家都坚持没说出游击队的藏身之处。

　　接着，日本鬼子又要求保长蔡金如通知三灶港以北、今祝桥村5队、6队、7队、8队的所有男女老少到天主堂集中查验户口，试图搜出可能混入百姓中的游击队员。同时，强迫青壮年将沿三灶港两侧的干稞、芦苇全部砍光，防止游击队藏在岸边，又强迫老百姓把竹园内的竹枝也砍下来，用于在三灶港岸边和路口结竹篱笆，设置路障。为防止有人逃跑，日军还强迫保长作担保，逃掉一人，就向保长算账。

　　全村人关在教堂内

　　幸存者中，有的当时还是几岁大的孩子，有的是十几岁或20岁出头的小青年，他们互相补充，说出了一段血泪史。

　　从8月9日开始，祝桥村的村民被囚禁在天主堂内整整35天，为防止有人逃跑或暴动，日军在钟楼上架了一挺机枪，并在周围站岗放哨。273个老百姓全部吃喝拉撒在天主堂里，里面的脏乱臭可想而知。堂前天井有一只大水缸，常年积聚的雨水早已变绿发臭，然而，却被饥渴难耐的大家抢着喝了个精光。

　　天主堂坐落在5队，鬼子叫5队老百姓轮流做饭给被关押的人吃。有一次，村民蔡金如看到一些村民的柴草已烧光，爬到自己的柴堆上想拿柴，正在站岗的日本鬼子以为他要联系游击队，赶上前去，举起竹竿劈头盖脸就打，竹竿头被打得裂成了马桶刷，蔡金如则被打成重伤，几天起不了床，不久就死了。

　　鬼子要每天查户口，一旦发现人户不符，动手就打。村民王尚炎是游击队的，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供出王尚炎是游击队。他的两个儿子已随队伍北撤，鬼子发现人户不对，操起竹竿就打。王尚炎的侄子王玉新回忆说，当时，王尚炎面不改色，装出难过、可怜的样子，流着眼泪说：“两个儿子得瘟疫死了。”日本人害怕传染瘟疫，吓得不敢再伸手，王尚炎这才逃过一劫。

　　8队的村民徐来生受不了日本鬼子天天逼着大家下跪接受查户口，干脆将户口贴在门上，让日本人自己看。谁知后来日本人又改成让大家去天主堂，此时，户口已经无法从门板上撕下，徐来生只得将门拿去接受检查。每次背门实在吃力，他后来在门上凿了一个洞，把贴着户口的这块木板取下来，每天拿去检查。当时只有6岁的儿子徐林英说，抗战胜利后，他把这扇门板保留至今。

　　爱国人士出面施压

　　在这35天里，祝桥村民遭到了许多暴行，导致村民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大小便失禁，有的咽气身亡。蔡梅生说，自己明明生了病，日本鬼子却说他装死，用绳子将他捆了一夜。更惨的是，两个刚出生的婴儿出生后不久便因缺少养育和治疗条件夭折。一个新婚不久的女子被日本鬼子奸淫至死。

　　恶有恶报，村民中还流传着一个令人出口恶气的故事。有一天，一个日本鬼子腰挂大砍刀，骑马从三灶赶到祝桥，途中看到路边有一老一小两名妇女撑着阳伞赶路。日本鬼子跳下马背，将年轻姑娘拖进路边草地，为防止马匹溜走，就将缰绳拴在自己的脚上。母亲眼看女儿要遭蹂躏，奋不顾身举起阳伞往日本鬼子头上砸去，这一举动惊吓到马匹，马儿散开四蹄，拖着日本鬼子一股劲地往三灶方向奔去，活活把这个日本鬼子给拖死了，当地百姓个个拍手叫好。

　　村民被关引起广泛关注，为营救村民，地下党联系各方爱国人士，给敌人施加压力，并动员当时的新场乡乡长主动找到日军，以“你们长期关押无辜百姓，我无法为皇军开展地方安抚工作，自愿被关”为由，带着妻子到天主堂陪关，激起周边乡镇的共鸣，地方政府工作处于瘫痪。终于，日本鬼子不得不释放了村民。然而，回到家中的村民们发现，家乡已面目全非：村民家中的牲畜有的被日军吃了，有的逃了，剩下的都饿死圈中。田里则杂草过膝，棉花铺地，水稻枯死。

　　提起这段往事，幸存者们仍气愤难平，参加座谈会的祝桥村党支部书记陈华等纷纷表示：“日本鬼子在天主堂犯下的罪行，我们这些小辈绝不会忘记！”

　　本报记者 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