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安倍的表现是让人们失望的。他作为日本政府领导人的言行，愈发加深了萦绕中国人民心头的一个疑问：战后都70年了，日本真诚地向受害国表示道歉和谢罪怎么就这么难呢？

　　演讲摘要

　　“皇国史观”未彻底清算

　　美为自身利益蓄意纵容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胡令远

　　如果梳理一下战后中日关系发展过程的脉络，不难看出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大多都有日本现实政治的浓重阴影，是日本右翼政客将其作为政治道具的策略伎俩。

　　军国主义阴魂未散

　　近代以来日本保守势力的共同特点，是曲解日本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文化传统，把其中的糟粕尊奉为精华，逐渐形成“皇国”观念，并从中衍化出大和民族是神国孕育的优秀民族，负有解放和统治亚洲乃至世界的特殊使命。实际上这种思想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扩张的“精神原点”和驱动力。而战后对此并未彻底予以打碎和清算，它还以各种方式盘踞于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家的脑海里，并通过世袭议员的DNA、靖国神社的象征载体等，给年轻一代日本政客以深刻影响。

　　战后的日本虽然貌似建立了所谓“民主体制”。但这种体制不是在清算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特别是与此密切相关的日本特殊“皇国史观”的前提下形成的，特别是作为昭和军国主义象征的裕仁天皇应该负的战争罪责没有被追究，积极推行军国主义的多数战犯其中包括像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嫌疑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一战犯群体很快占据甚至主导了战后日本政坛，如岸信介与其胞弟佐藤荣作主政日本长达10年以上。

　　因此，“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的阴魂并没有随着战后日本社会的变化而消失，而是经由右翼及保守政客的牵引，重新附着在靖国神社这一载体上，使其在战后再次成为日本“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的象征和吸纳钵体。

　　这些长期主导战后日本政治的右翼政客、保守政治家不仅把参拜靖国神社作为一种“政治道具”使用，更重要的是，参拜靖国神社也恰恰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原点”，即其政治理念根源之所自。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类政客代有其人，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由个人到群体，由羞答遮掩到肆无忌惮。

　　此外，作为现任首相的安倍在公众场合振臂高呼“天皇万岁”，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前几年公然宣称“日本是神国”，战后日本最有影响的首相吉田茂，把认为裕仁天皇对战争至少应负道德责任的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教授诬蔑为“非国民”等。凡此种种，包括战后一代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如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一谈到日本的政治现实，则表现出狂热的保守性。

　　综观战后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不难看出，在日本发生重大战略变化的节点上，日本的保守政治家或右翼政客，都会利用历史问题作为达到政治目的工具，这逐渐成为他们的惯用伎俩，由这些人主导的政府当然不会道歉谢罪。

　　美国撑腰难逃其咎

　　如果说到日本为何不愿道歉的最大外部条件，不言而喻是美国因素。具体而言，也可以说是一场“冷战”、两场“热战”和一场“温战”，构成美国的对日战略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当然也包括日本的道歉问题。

　　冷战的幽灵很快在二战结束后降临了，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嫌疑人，以及一大批负有战争责任因而被整肃的各色人等，纷纷被解除处分。这些人多为坚定的反共分子，符合美国的胃口。他们弹冠相庆，重操旧业，有的甚至爬上首相、外相宝座。这样一来，如何定性那场战争就变得模糊起来。既然如此，又何来道歉、谢罪之说呢？因此，美国出于冷战需求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难逃其咎。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美国感受到日本作为后方基地，对于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崛起后，美国觉得自己的霸权地位受到潜在挑战，想方设法制衡中国。有人描述现在的中美关系既不是“冷战”，也不是“热战”，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所谓“温战”，用美国官方的说法，就是所谓“亚太再平衡”。而平衡中国的砝码，则非经济、科技力量非凡的日本莫属。因此，对于中日间的历史问题，美国的基本态度和做法就是“乐见其成”，“渔翁得利”。

　　由于美国在战后如日中天的国际地位，可以说从根本上消弱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在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上的外部压力，以至于连其主导的“东京审判”都受到日本右翼的质疑。同时，一向以“上帝的使者”自居的美国，却为了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对于日本右翼政客否定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的行径，采取或不闻不问、或睁一眼闭一眼的做法，使他们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美国实行的这种在道义、公理、良知方面的“精神绥靖主义”，使罗斯福总统在二战中及其对战后世界秩序安排构想中所树立的美国道德形象，逐渐销蚀殆尽，并最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日本真正要摆脱的，正是美国。

　　当然，在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上，美国也并不是没有纠结。如在法律上，美国曾实施禁止日本“慰安妇”制度的设计者入境的“黑名单”，国会也曾通过谴责“慰安妇”问题的决议，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美国驻日大使表示“失望”等。但是多集中在“慰安妇”这一西方文化最难以接受的问题上，而在历史问题上偶然表示的不满，只是出于美日韩同盟体系的考虑等复杂因素。

　　在美国的东亚地缘政治越来越倚重日本的大趋势下，美国愈发成为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负面因素，势必使日本的谢罪问题愈加困难。善良的人们应该更加坚定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人类的正义、公理而不懈努力的决心和信念。　　

　　罪责主体暧昧不清

　　除了日本政客操弄历史问题，从而成为日本不愿谢罪的政治障碍，以及美国这一最大的外部消极因素外，还存在诸多复杂原因。

　　首先是“内外两张皮”的问题，即国际法与日本国内法的不一致因素。对于侵略罪责的认定，一方面日本承认《旧金山和约》第十一条，即接受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及其他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国内法没有相应的衔接。也即国内法认定，他们并不是战犯。

　　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日本厚生省根据国内法，将包括乙、丙级战犯在内的，在战争中的死伤者甄别认定为“公务死”等，即中国的“因公殉职”、“因公负伤”，因而享受“恩给法”，即作为国家优抚对象，可以领取抚恤金等。因此，早在1970年以前，1000多名乙、丙级战犯就经厚生省认定批准，合祀于靖国神社。而14名甲级战犯，则以“昭和殉难者”名义，于1978年合祀于靖国神社。所以，安倍一直在强调，日本没有什么甲级战犯，东京审判不过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既然在法律这种权威意义上，日本没有战犯，那么，还道什么歉呢。

　　一开始，这样的言论也只好在内部说说，对外还是不敢公开，所谓内外有别的“两张皮”。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即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原来只能对内说的做的，则逐渐公开化，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龃龉，一方面使日本右翼分子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也使日本普通国民易受蒙蔽和感到困惑。况且战死者众多，他们的遗属数量可观，“遗族会”作为选举政治的票田，一直得到执政的保守政党自民党的特别优遇，就更加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

　　日本右翼政客一直称战死者为“英灵”，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向他们致敬；而且，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是得益于这些“英灵”的牺牲。在这完全不成逻辑的话语背后，实际上包含有，如果不来参拜，将来日本一旦“有事”，那么谁还肯为国捐躯呢？日本的战争动员将无法进行。而这在日本国内政治上，是颇有蛊惑性的。

　　其次，经济赔偿的负担考量。虽然“村山谈话”、“小泉谈话”、“河野谈话”是官方谈话，但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日本政府一旦以正式文件表示谢罪的话，虽然中日间依据1972年《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都放弃了政府间赔偿权，但大量的民间赔偿处理起来会很棘手，日本担心这会成为莫大的负担，所以能推就推，能赖就赖。

　　另外，从日本政治、社会文化传统上，存在着“二元政治”背景下的“集体无责任意识”。即天皇是神或半人半神，是不能直接管理世间俗务的，因此日本历史上的天皇多数并无实权。但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中，天皇不仅是绝对的精神权威，同时也是三军统帅，天皇有重大决策的最终裁决权。战后，天皇没有被追责，所以东条英机被判绞刑后，觉得自己挺委屈的。

　　战争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负？以上的情况造成似乎谁都有责任，但似乎又都没有责任。这一罪责主体性的暧昧之处，也是日本不愿谢罪的成因之一。

　　现场互动

　　胡令远现场回答听众提问

　　听众张昶涛：日本社会“向右转”，在经济上对中国有没有影响？

　　胡令远：日本社会整体右倾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日本社会右倾，关键在安保方面。中曾根首相时期，日本还只是想追求成为政治大国，能当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可以了。但现在不是这样，解禁集体自卫权，放开武器研发、出售，对中国构成了威胁，中国要花费非常大的外交和经济资源来应对，而且是一个长期任务。日本人做事往往做到极致，美国有大战略思想，而日本是在小处着手，防不胜防。一旦日本军队动起来，和美国联起手来，中国要拿出多少经济资源来应对，原来可以用在经济建设的钱要拿去进行国防建设。所以日本右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面上看是投资少了，大项目少了，实际上是占用了我们的资源。日本是我们的战略风险，是一个棘手的长期对手。

　　听众陶炳洪：第一，日本给人感觉是彬彬有礼的民族，但在二战中对中国这么残忍，日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第二，当年蒋介石为什么不要日本的战争赔偿？是不是受了外部压力？现在日本的ODA（政府开发援助）我们拿到了多少？

　　胡令远：第一，日本的文化反差很大，这也是一个经常探讨的老问题。一方面是彬彬有礼，一方面是残忍无比，怎么来理解这样的反差？一句话来说，还是岛国的风土使然。日本当然是学习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并将它转化为自身文化与文明的要素。但不同点在于，中国是开放的，而日本是个岛国，岛国的特点就是内向。就像一个自卑感强的人往往自尊心也很强，在极端自卑时会做出惊天之举，岛国平时虽然内向，但一旦有发泄机会，会有超出常态的表现，而战争就是这样的极端场合。

　　第二，蒋介石不要日本的战争赔偿是在美国压力，或者美其名曰协调下。日本的战争赔偿是美国主导的，日本付出了最小代价，无论是实物赔偿还是金钱赔偿。如果真正按战争造成的损失来赔偿，日本根本承担不起。美国出于人道主义和冷战的需要，不希望日本因为战争赔偿进一步搞垮经济。美国自己带头，把日本的战争赔偿压到最低。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迫于美国压力，放弃了战争赔偿。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战争赔偿的请求权，当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首先也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认为中国人民近现代以来已经深受赔偿之苦，不想再让日本人民也受这样的苦，是以德报怨。后来日本对华ODA，暗含的意义就是赔偿。大平正芳首相对中国非常友好，从他开始通过ODA变相对中国有所赔偿。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迫切需要资金，这笔钱对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能用数额多少来衡量。后来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也提到日本当时对中国提供的支持令中国难忘。

　　同美国和日本这两个经济大国建交，对中国改革开放及后来飞速发展所发挥的作用非常之大。当时领导人还是高瞻远瞩的，先恢复邦交，再大力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需要美国和日本支持。如果拘泥于要求日本赔偿，中日建交就谈不成，所以现在对这个问题需要更加客观和历史地看待。

　　听众李通信：在对侵略战争的态度上，日本主流民意是什么情况？

　　胡令远：日本国民对战争当然也是有责任的。日军占领南京时，日本国民都上街庆祝、劳军，支持战争。所以现在中国的研究认为，日本国民应该和国家共同承担对战争的责任。然而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日本采用二分法，即把大多数日本普通老百姓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对此应该怎么看？我认为，当年提出二分法还是出于传统的统战思想。统战在中国共产党打天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团结大多数，最大程度分化敌人。战后初期，为了弥合中日两国因战争引发的包括民族仇恨在内的各种矛盾，将日本国民一杆子打倒显然不行。当时新中国面临西方围堵，国际环境十分严峻，如果和日本建交，就能摆脱外交困境。所以对日关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早恢复邦交，一切工作围绕这一中心展开，为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民族仇恨问题，二分法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说日本为什么不谢罪，说的是日本政府，至于日本普通国民，我说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曾是日本头号棒球选手的清原和博有个妹妹在复旦大学留学，是我的师妹，我去日本留学时到她家拜访，忽然有个人对我跪下了，一看是她爷爷。她爷爷对我说：你是中国人，我当年在上海干过坏事，我要向你赔罪。还有我为日本人做翻译时，也有人对我说：我弟弟在你们中国干过很多坏事。所以日本老百姓心里是清楚的，对中国人是有歉意的。至于现在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牵涉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争议等问题，比较复杂。

　　听众顾培德：安倍执政以来，为摆脱日本战后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的真实目的是不是要使日本称雄亚洲，改造亚洲，脱离亚洲，并把亚洲推向战争？

　　胡令远：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安倍说得非常清楚，他要找回强大的日本。他写了两本书，一本《美丽的日本》，一本《强大的日本》，后一本其实是对前一本的部分修改。书中说日本要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真实用意就是要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大国。日本有这样的想法，但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最大的阻碍在于中国。所以日本要和美国联手制约中国，想让自己当亚洲老大，所谓“日本应该有的地位”。从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来看，就是要在全球配合美国军事行动，成为全球有影响的大国。日本在人口上不是小国，人口密度决定了它必须向海外发展，过去靠武力，现在靠经济，将来则是经济与武力并重。日本一方面地小人多，一方面自认为非常优秀，其野心或者用安倍的话来说“未来志向”很大。　　 

　　乔伊据8月15日讲坛提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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