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舟山路上有过一个“小维也纳”

　　再次回到1938年的10月。

　　那日，由霍瑞斯·嘉道理召集的救助欧洲犹太人的会议上作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上海援助欧洲难民委员会（简称CFA）”，嘉道理家族还出资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学校，招收的是来自欧洲犹太难民的子女，为他们在上海或其他国家城市中的生活建立一份自信。

　　而之前，那是1938年的8月8日，已经有久居上海的各个国家、各种信仰的西方知名人士，联合组成了在华欧洲移民团体国际委员会（简称I.C），着力于欧洲犹太难民的救助，I.C的负责人叫保罗·科莫尔。

　　从1939年1月起，对欧洲犹太难民，CFA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大事：它在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兆丰路（今高阳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华德路（今长阳路）以及汇山路（今霍山路）等地，建立了许多个犹太难民营，其中建立在华德路138号的第一个犹太难民营，空间面积可以一下子容纳1000人，难民营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每天能够供应早、中、晚三餐各7000余客。这让继续涌进上海的犹太难民甫一抵达这座城市便有一个安顿之处，被纳粹党人搞得魂飞魄散的心情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回归。

　　到1940年12月，前来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三万，这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个国家接受的全部犹太难民的总和都无法比拟的数字。这里，颇具传奇色彩的是密尔犹太经学院的400名师生抵达上海。还在1939年9月纳粹德国即将以闪击战方式进入波兰前夕，密尔犹太经学院的师生们便逃向了立陶宛，又经过艰苦努力，在日本国驻立陶宛领事的暗中支持下，获得了十分宝贵的日本过境签证，又利用了立陶宛当时刚刚被并入苏联的这个局势，在苏联旅行社安排下，人均付出200美元的他们，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而抵达海参崴，但当他们由海参崴乘坐轮船抵达日本神户时，却因无法获得赴美签证而进退维谷，这个时候，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给予了援手，最终获得前来上海的许可。整个过程长达两年，恶梦般的漂泊，恐惧的逃亡，每个白天，都有可能遭遇纳粹党人，而每个夜晚，惊慌让他们辗转难眠，当他们抵达上海的六号码头时，他们内心的压抑有着多么激烈的释放！

　　决不能以为上海对中欧犹太难民的援助只是停留在I.C、CFA或JDC等等组织上，上海史可以铭记的东西还有很多：1933年5月13日，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就曾经前往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就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所犯下的暴行向德国总领事提出了强烈抗议。

　　1939年2月17日，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孙科先生曾经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中国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接纳更多无处容身的欧洲犹太难民。而后来在长阳路上出现的“小维也纳”，在上海史上更是留下了它的深刻印迹。

　　从1938年8月到1940年的年底，流亡到上海的犹太人再次表达了他们自耶路撒冷被罗马大军攻占以来流浪全世界时的那种生活创造力。

　　1941年期间，整个提篮桥地区，因了犹太难民的集中居住，竟然出现了一派相当兴旺的商业景象，而舟山路则成就了兴旺中的一派繁荣，从唐山路到霍山路数百米内的这段街道，商铺密集，人们煦攘，充满了勃勃生气。更有餐馆、面包铺、咖啡馆的纷纷开出，沿街处处可见德文店招，而奥地利风格的露天咖啡馆出现在屋顶露台上后，更让“小维也纳”的说法盛行了开来。

　　20世纪30年代末期与40年代初期的春阳、秋光中，来自中欧的犹太难民眯起眼睛看着黄浦江上缓缓而过的船帆，或者，在头摆渡、二摆渡、三摆渡的桥上，看着苏州河上一路“突突突”响个不停的小火轮，他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自己已经摆脱了如影随形的死亡追逐，仿佛正身处四处流蜜的“迦南地”。

　　不过，对他们来说，在1942年的夏日，他们除了听到上海马路上的知了鸣叫，还应该听到纳粹党卫军梅辛格上校他那双皮靴踩踏发出的“国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