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密友范图娃

　　爱因斯坦晚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身边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女友相伴，她的名字叫作约翰娜·范图娃。晚年的爱因斯坦在感情方面不再拥有激情，个人情感日趋淡化，他郁郁寡欢，宣称自己最理想的职业是做一个灯塔的看守人。就在这时，范图娃为孤独的老年爱因斯坦带来了一丝甜蜜和慰藉。与其说范图娃和爱因斯坦是情人，不如说是密友更恰当，范图娃可以说是爱因斯坦最后的女朋友。

　　范图娃曾在一本私人日记中默默记下了晚年爱因斯坦的喜怒哀乐，她在日记中称，她记这本日记只是想让人们知道，爱因斯坦“不仅是一则科学传奇，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他同时还是一个富有人性的人”。范图娃的日记从1953年开始写起，直到1955年4月爱因斯坦在七十六岁那年去世为止。

　　范图娃1901年生于捷克的布拉格，比爱因斯坦小二十二岁，毕业于布拉格大学。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布拉格的望族凡塔家的奥托·凡塔教授。1929年在柏林，通过丈夫，范图娃认识了爱因斯坦。世事变化多端，1933年爱因斯坦和妻子艾尔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三年后，艾尔莎去世。1938年德国入侵捷克，范图娃随丈夫去了伦敦，第二年即1939年，她的丈夫奥托在伦敦去世。

　　20世纪40年代初，范图娃应爱因斯坦之邀来到美国，专门帮助爱因斯坦进行私人图书馆的组建工作。有一段时间，范图娃就像助理一样每天去爱因斯坦的住处，帮他整理凌乱的书籍。后来，范图娃在爱因斯坦的鼓励下，考入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馆学院深造。毕业后，心系爱因斯坦的范图娃，来到爱因斯坦住所附近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工作，并于1952年担任该图书馆的地图馆馆长。

　　天才的乡愁与孤独

　　在普林斯顿的十多年中，范图娃经常去看爱因斯坦；无法探望的时候，两人就打电话。爱因斯坦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打电话给范图娃，细说自己一天的经历与感想，叙叙二战前各人在欧洲的日子。从战前德国来到美国避难的爱因斯坦，怀念的依然是二战前的欧洲。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范图娃是旧欧洲的一部分。她为他朗诵歌德的诗，陪他一起在附近的卡内基湖上泛舟，她是他与失落世界的一个联系，她是他的欧洲乡愁。

　　老年爱因斯坦与范图娃交谈时，时常自比一部老爷车，零部件经常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他那糟糕的记性，令他老是丢三落四。他还抱怨家中会来太多的访问者和仰慕者，因为他们经常要求爱因斯坦摆好姿势供他们拍照，或者合影留念。爱因斯坦后来实在不堪其扰，只好装病，往床上一躺，盖上被子，装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这样一来，再虔诚的访问者也不好意思将一个“病人”从床上拉下来拍照了。

　　爱因斯坦的同事们都将他视为一个“时代错误”。当同时代的科学家都热衷于分裂原子、制造原子弹和发现新粒子时，爱因斯坦却开始重新修订更加高深莫测的“统一场论”。对于许多物理学家同事来说，“统一场论”太高深了，与他们的研究并不相干。爱因斯坦对范图娃说：“物理学家们说我是一个数学家，而数学家们又说我是一个物理学家。在科学界，我是一个找不到同伴的人，尽管每一个人都认识我，我却仍是这么孤独。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我。”

　　“老顽童”顽强抗争

　　七十四岁的爱因斯坦曾感慨，他的朋友们死的死，散的散，陪他的除了范图娃就只有三个人，那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散步到研究所的哥德尔、中了风的妹妹马雅、从德国带来的秘书杜卡斯。此时，外面的环境是风声鹤唳的麦卡锡主义，给一生追求自由自主的爱因斯坦留下了更多的伤痕。当时，爱因斯坦的好友、“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由于反对美国制造氢弹和主张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因此受到迫害，被逼离开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爱因斯坦对此愤愤不平，他对范图娃说，在美国没有人比奥本海默更了解原子能。因此他给后来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起了一个新名字——原子灭绝阴谋委员会。

　　在爱因斯坦晚年的岁月里，范图娃主动承担起照顾他的义务，甚至还担当起他的理发匠，为他修理他那乱蓬蓬的长发。有时爱因斯坦就像一个“老顽童”，即使他真的生病了也不忘自娱自乐。范图娃在日记中写道：“（晚年）爱因斯坦的健康开始恶化，可是对于自己最大的爱好——驾驶那条近乎原始的小船出航——却依然乐此不疲。他的心情从来不会像那时这般开朗。”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爱因斯坦对这位“末代女友”情意绵绵，经常给她写信寄照片，甚至还写过多首情诗。一次，爱因斯坦多日没有见到她，他写道：漫长的寂静使我精疲力竭/但愿你能看到/在我的大脑里有个小小的阁楼/那里永远藏着对你的思念。爱因斯坦的信、照片和诗，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范图娃日记的“素材”。

　　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之后，范图娃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出售给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前馆长格里芬。后来，格里芬又将它们无偿捐献给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这本日记真实地记录了爱因斯坦晚年与疾病和衰老的顽强抗争，以及他的情感，它是迄今为止关于爱因斯坦晚年生活绝无仅有的原始记录。范图娃本人于1981年逝世。 

　　摘自《名人传记》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