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被格致公学开除

　　半年后，回到上海。格致公学已经不能上学了，学校设法租了北四川路青年会两层楼面作教室上课。

　　1940年3月，汪精卫叛国成立伪政权。汪伪的“国旗”上写有“和平救中国”字样。我和同学毛乾丰都憎恨汪精卫卖国，想学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升国旗。我对他说：“在学校里升我们自己的国旗。”我们买来一面国旗。但教室里无处可挂。毛比我还小一岁，长得比我还矮，国旗怎么升呢？青年会三层楼，都是教室，国旗挂在哪里呢？就只能挂在楼梯上。我去找来一只凳子，站到凳子上，刚挂上去，就听到脚步声，我急忙下来和毛乾丰跑开。后来我看到又有两个同学也来挂国旗。

　　我们在四川路青年会待了半年后，学校又搬到外滩的一家银行里去上课。我进格致公学初一读过的课里，有化学。我很喜欢化学，但我们读化学都是纸上谈兵，因为没有实验室。物理也是。这个时候我懂得要读书了。因为我懂了，你要爱国，就要有本事、有知识。有个体育老师对我们说，身体一定要好，身体好了才能爱国，才能打日本强盗。

　　我这个时候，初一跳级了，读了半年初二就读初三了。我们这一班同学真好。钱春海、周永昌、吴宗锡等读书都很好。蒋礼晓、毛乾丰、薛根福和我成立小组，看进步书籍，读英文小说。不久，我们学校又搬到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一个军营里上课。离家很远，我每天坐黄包车去读书。我们四个人对抗日都有热情。思想进步的蒋礼晓主张出一本油印刊物叫《合群》，他还带头写文章，毛乾丰等也写了，他们让我也写一篇，我写了，但已想不起来写了什么内容。印好《合群》，一张两面，我们在教室外贴出来，还贴在操场旁边的墙上和布告栏里。第二天，有个叫吴庆德的同学，即吴学谦，他是当时格致公学里的第一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委员有钟沛璋、程念梁等。他来找我们，戴了副眼镜。他劝说我们这样张贴虽然影响大，但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容易出危险。还让我们用别的方法宣传抗日。

　　“文革”结束后，吴学谦到上海，看望格致中学的老师，还要来看看格致中学。我应邀去接待他，我和他讲起这件事。他想起来，说是有此事，我们还一起合了影。

　　就在我们第二期《合群》已经印得差不多时，校长派人来把蒋礼晓兄弟从我们上课的教室里叫出去。他们回来后就整理书包离开了。我知道，蒋礼晓和他哥哥蒋礼平被开除了。放学后，我和毛乾丰想去看蒋礼晓，结果在校门口被人拦下，让我们去校长室。见我们的是副校长，爱尔兰人，名叫萨日登，我们叫他“赤豆汤”。他用英文和我们说，旁边有个张老师做翻译，他说蒋礼晓兄弟已被开除了。你们俩，我们就不开除了，但你们俩是停学。我听了立刻说：“我们情愿被开除！”从此，我和毛乾丰离开了格致公学，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被格致公学开除出来后，我不敢和家里人讲。没办法，只能每天去图书馆读书。我常去的是八仙桥青年会图书馆。当年八仙桥青年会里爱国人士的活动特别多，有个叫丁光训的牧师负责，他是中国宗教界的抗日爱国人士。从此，我每天装着去学校上课的样子，到八仙桥青年会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8点开门，我们8点半进去。有个女管理员借书给我们。我们上午借一本，下午借一本。看了大量的小说。后来熟悉了，晚上还能借出来看。后来，我发现一本书，叫《皮包与烟斗》，作者巴人。我想这个巴人，和我牺牲的小娘舅认识的，父亲和我说起过他。这样我就开始看他的小说了。原先我看的是西洋小说。这时，巴人是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之一。他邀请了几个作家如田青、束纫秋、何为等在为《译报专刊》写稿。这本刊物青年会图书馆也有的。何为的文章是介绍新四军的，说新四军怎么好。我在图书馆看书大概半年不到，图书馆里的小说书、舞台剧本等我都看遍了，其中如巴金的《家》，茅盾的短篇小说，以及其他“五四”时代作品。从此我成为文学爱好者，并走向文学道路。空闲时，我还是看电影，看话剧。有时看美国电影，话剧有吴祖光的《正气歌》、曹禺的《蜕变》等，振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