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现代性大多伴随着惊世骇俗。

　　不知道法兰克·盖瑞（Frank Gehry）自己是否能解释以上问题，不过他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了21世纪最伟大的当代建筑设计师，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捷克等欧洲古城留下了造型独特的伟大作品。 

　　位于布拉格的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大楼几乎重现了柴木·苏丁（Cham Soutine）的酒鬼世界——两股扭曲的楼房相拥在一起，窗户不规则地错落在似是而非的圆柱体上，外墙表面的波形凸条纹把原本就难以描述的扭曲感在视觉上又耍了一次把戏。

　　跳舞的房子。

　　——这就是人们对它的戏称。这座不合传统设计的建筑和布拉格四平八稳的风格大相径庭，所以一开始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争议。但这句话本身也并不准确。布拉格这座古城坐拥着成片的红瓦斜顶建筑，它们围绕着布拉格城堡、圣维特主教座堂和圣尼古拉教堂等古典标识，自成一派地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样一座古城里，突然出现了一栋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确是弹眼落睛之事。在布拉格这座城市里。“裙摆摇摇”的舞蹈之屋是动态与静态概念的结合，是布拉格的阴阳之变，是现代历史的某种反馈。这座被冠以后现代主义之名的作品事实上继承了柴木·苏丁的现代性——从酗酒的“我”出发，看到的便是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派的法兰克·盖瑞还是受到了古典西方艺术“精致”地影响，他对于欧洲艺术史的了然于胸可见一斑。

　　法兰克·盖瑞更为著名的另一个代表作位于西班牙，它从商业性上把都市感表现得透彻非凡。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是一间专门成列现代艺术作品的美术馆，从整体上来看，它似乎就是跳舞房子的裙摆。流线型的钛片外墙形成了光怪陆离的色彩效果。一方面，这种流线型设计实质上就是盖氏风格典型的“扭曲”世界，另一方面，更加具有个人风格的是其对于材质的选择。

　　法兰克·盖瑞虽然不想迎合老城的“古色”，但这并不代表他不考虑城市本身的气质。

　　他所选择的不迎合是对流于表面的摒弃。我们可以看到随遇而安的材质选择在法兰克·盖瑞的设计中无处不在，他对于出人意料效果的热情充分地体现在物质化的特点上，颠覆着人们的期待。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外墙由33000片钛片组成，在城市的码头上形成不同的色彩变化，而内侧的玻璃材质又柔化了工业感的凌冷。这在同为水乡古镇的毕尔巴鄂中起到了连接历史与现代的作用。老城区方正紧密的彩色矮楼无法在工业化的码头延续鲜亮的和谐感，而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横空出世则恰好填补了“码头设计”的空白。

　　它的成功马上就在商业中体现了出来。美术馆落成的第一年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来客，并且从第三年开始，这座美术馆就开始受益，速度之快实属罕见。

　　法兰克·盖瑞还有一件作品位于巴黎十二区的Bercy公园里，这件作品如此低调以至于常常让人忘了它的设计者就是21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法国电影博物馆的新馆完全继承了法兰克·盖瑞“未完成式”的错落扭曲线条。与其他设计不同，这座博物馆没有太多物质化的鲜明特点，但非常鲜明地给了老城新区一个定义：低调，安静，自成一派。隐没在林荫底下的电影博物馆避免过分张扬的现代性，但也拒绝成为另一个先贤祠。它的反叛几近深沉。

　　巴黎最富争议的三座景点建筑莫过于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以及卢浮宫的金字塔入口。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风格可能是最为张扬的，但有趣的是，流连于此地的访客往往是最能接受现代化的一群人。姑且不论蓬皮杜艺术中心本身就是现代艺术的博物馆，其藏品的出格程度远远高于这座建筑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一片区域同样也是“不守规矩”之人的聚集之地——学生、艺术家、服装设计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很好地抓住了古老城市的现代感。我们没有必要把每一座建筑都设计地像19世纪之前的古董，因为老城本来就孕育着年轻的生机。

　　然而，提起钢铁怪物，理查德·罗杰斯的另一个设计才是真正把工业化表象到了极致。位于伦敦金融中心的劳埃德大厦无论是材质还是外形都完全符合钢铁怪物的称号。和蓬皮杜艺术中心一样，理查德·罗杰斯重复暴露了建筑结构，把大厦“开膛剖肚”地给大家看。大量使用的不锈钢材料与合金材料是整座大厦看起来闪闪发光。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建成的同一年，理查德·罗杰斯从贝律铭与福斯特两家事务所的手中抢来了这一座建筑，以“浪漫的高科技风格”来定义自己的设计。在19世界末蒸汽朋克颇为盛行的伦敦，这种“高科技”的风格也可以是一种古今融合。值得一提的是，蓬皮杜的另一位设计师伦佐·皮亚诺长期致力于对意大利古城——同样也是他的故乡——热那亚的保护。他对于柏林波茨坦广场的概念设计也同样是与历史的一次会面。

　　一方面，古城不息的生命力给现代性设计创作了条件，另一方面，古城中不曾被触及的地方同样需要现代性的入住。毕竟，在几百年前，古典建筑也曾是那个年代的现代性。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古城里的现代性是如何应运而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