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夜光杯”《死去活来打摆子》一文，不由勾起了我的回忆。普罗大众对科研成果往往比较陌生，恐怕这次也不例外，比如我就只知道班廷发明胰岛素，救了糖尿病患者。然而，本人对青蒿素却是再熟悉不过，因为小小青蒿在遥远的非洲拯救了许多人，包括我在内。

　　眼看人就要不行了

　　那还是80年代后期，我作为翻译，随四川国际经济技术公司大队人马远赴东非乌干达，参加3号公路网建设工程。

　　乌干达3号公路由世界银行贷款修建，系非洲重大建设项目，合同额3787万美元， 全长1271公里，贯穿乌干达全境，对乌干达的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乌干达虽地处赤道，但属高原气候，天气宜人，空气清晰，常年蓝天白云，红土地上鲜花盛开。然而，月有阴晴圆缺。各式各样的恶性疾病在乌干达十分猖獗。其中艾滋病自然跟我们施工人员无缘，登革热、昏死病的疫区离我们的施工地点很远，也不构成威胁，最大威胁，来自于疟疾。

　　当时，中国除了少数边远地区之外，疟疾基本已经绝迹。去非洲之前，只听做医生的父亲讲过，疟疾就是打摆子、发冷发烧而已。

　　到了乌干达，仗着人年轻，身体壮，也根本不把疟疾放在眼里。可是，有一天傍晚收工后，我穿著裤衩在院子里冲凉，冲着冲着，却觉得越冲越冷，冷得全身打颤。我不敢“恋战”，将身体草草擦一下，赶快穿上衣服。然而一切为时已晚！我蜷在被窝里，不管盖上多少被子，还是冷得牙齿打颤，全身上下直抖。一阵冰冷过后，好容易从“冰窖”里挣扎出来，全身上下又开始高烧发热，全身滚烫，像掉进了蒸锅，直说胡话，一个劲儿数窗户上的木条：“1，2，3，4，5……”

　　好容易高烧退去，又开始发冷，而且全身骨头发痛，脾脏开始肿大。如此这般，从“冰窖”到“蒸锅”，又从“蒸锅”到“冰窖”，折腾得人死去活来。

　　去非洲之前，我们都服用了奎宁，预防疟疾。岂料乌干达的疟疾属于恶性疟疾，加上多少年来疟原虫已对常规抗疟药产生了抗药性，虽然是当时抗疟的一线药物，但法国人发明的奎宁根本不抵事。

　　眼看人实在是不行了，大伙儿星夜驾车把我送到了附近的中国医疗队驻地。

　　那年头，中国向非洲许多国家派出了医疗队，为当地人救死扶伤。云南省因为与乌干达同属高原气候，对恶性疟疾治疗有方，遂由云南省昆明医学院派出医疗队。

　　到了医疗队营地，中国医生立即给我注射一种名为蒿甲醚的淡黄色针剂，逐渐控制住了病情。后来得知，这种药是从青蒿素提取的。

　　“神药”终于把我从死神那里救了回来。

　　打起摆子一样的抖

　　从此，公司定期从云南购进此药，万里迢迢送到乌干达。

　　当时，我们队伍里有谁因疟疾病倒了，队里的随队医生就皮下注射蒿甲醚。后来医生也病倒了，就自己给自己打针。有个偏远的工地仅有一位炊事员和一位工程师，他们就互相注射蒿甲醚，同舟共济。中方施工人员大部分在国内都有妻子儿女，当时又没有电话，遑论互联网络。大家长年远离家乡亲人，就盼着国内来人传递家书，并视若珍宝。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明白的道理：家书抵万金，青蒿素救命。

　　我们雇用的当地工人知道我们有治疟疾的良方，又见我们人人肩挎绿色军用水壶，还以为我们之所以不畏疾病，是因为壶里装的是治病神水。后来消息传出，当地工人纷纷向我们讨要“中国神药”。青蒿素既保证了中方人员的健康，也保证了我们拥有一支健康稳定的当地工人队伍。

　　然而，人一旦被携带疟原虫的蚊子叮咬，疟原虫就会寄生于体内，一旦身体抵抗力降低，疟疾就会反复发作，而且，就像妇女定期来例假一样，过段时间就要卷土重来，我们戏称来“月经”。出于野外工程建设的需要，我们施工队伍全是男性。虽全是男人，但人人都要来“月经”。

　　平时，施工队伍“非战斗减员”不少，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疟疾发作卧床不起了。不管是体壮如牛的平地机手，还是身材矮小的总工程师，到时间说倒就倒。施工队伍里流传一句话，叫做“不管官大官小，打起摆子一样的抖”。

　　收到了意外的功效

　　不光我们中国施工人员，负责监理工程的英国监理工程师打起摆子来，一样抖得死去活来。高傲的英国人仗着对乌干达这块原殖民地多少年的耕耘，携高级奎宁类疟疾药物有备而来。岂知蚊子叮人也不分尊卑肤色，几个回合下来，平时趾高气扬的英国监理工程师在恶性疟疾面前低下了头。

　　在此之前，英国监理工程师作为业主代表，我们作为合同承包商，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维护各自的利益，属于矛盾的双方。中方也曾邀请英国监理工程师到四川，说是参观我们在国内的道路建设成果，也顺带旅游一圈，之后也向对方赠送过价格不菲的地毯等礼品，但这一切都没有打开局面。

　　在非洲，中国人虽有坦赞铁路、肯尼亚体育馆等骄人业绩，但在公路建设方面尚无建树。英国监理工程师说是要保证工程质量，其实是对我们的施工能力缺乏信任，过于挑剔。多数英国监理工程师每天只允许我们修建的道路不足一公里，多余的工程量一律不认可，不付款。我们披星戴月，终年无休，但工程进度缓慢，月月未达预期，令人焦急万分。

　　后来，“中国神药”的名声传出去了。有一天，被疟疾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英国监理工程师终于转弯抹角地通过我，向我方索要了中国神药。毕竟是“性命关天”，领教了“神药”后，英方和我们负责施工的中方关系也随即有所改善。虽然仍坚持工程质量标准，但态度有所转变，即使对施工不认可，也会善意地提出一些整改的好建议。

　　当时，为了走出国门，我们的工程造价定得很低，终于击败深耕东非高原几十年的老牌英国建筑公司亚历山大集团，以最低价格赢得工程标的。由于我们开出的造价低，资金就十分有限，加上第一次在海外施工，缺乏经验，致使施工人员和施工机械迟迟不能进场，失去了很多宝贵的时间。眼看竣工日期慢慢逼近，我们面临罚款甚至被取消施工资格、赶回中国的危急局面。拜“中国神药”之赐，英国监理工程师主动给我们出主意，建议我们去乌干达各地的工程部门去低价租用机械设备，提高了施工效率。

　　1989年3月18日，一起突发事件发生。

　　当时，我方施工已深入乌干达靠近肯尼亚边境的土著聚居地带。当地天高皇帝远，土著居民以强悍好斗无法无天闻名。那天，当地司机驾驶尼桑吉普车，送我和测量工程师取道无人区回来。我们正加速行驶，突然“啪”一声，司机倒在了驾驶室。“伏击！”我马上反应过来。幸运的是，尽职的司机在生命最后一刻把车停在了悬崖边。枪声响过，四周死一般寂静，只有芦苇随风飘逸，窸窣作响。我一把抓过方向盘，猛踩油门，终于回到了营地。

　　闻讯后，英国监理工程师顺势下令，以施工人员安全为由，指示我方人员和机械设备撤出施工现场，退往安全地带，并向乌干达政府提出延长工期的建议，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3个月工期。我方终于按时保质圆满完成3号公路网建设工程，而且还索赔工程款240万美元。

　　可以说，中国神药收到了意外的功效！

　　一直将它带在身边

　　“中国神药”的最大受益者自然还是乌干达人。

　　我在中国医疗队住院治疗疟疾时，恰逢乌干达卫生部部长代表总统穆塞韦尼来访。医疗队翻译不巧出门在外，队长把我从病床上拉去做翻译。卫生部部长在讲话中代表乌干达人民一再感谢医疗队，大力赞扬医疗队的中国神药。据卫生部部长说，乌干达上至总统穆塞韦尼一家，到他自己妻子儿女，再到平民百姓，除了中国医疗队的针灸按摩之外，觉得最神奇的就是中国的抗疟疾神药。

　　中国神药之关键，后来一个反面实例也证明了这点。我所在的施工队有一位翻译，原为重庆外语学校骨干教师。他远离妻儿，辛辛苦苦在乌干达奋战数年，多少次车祸幸免于难，一次次枪击被他躲过，一次次疟疾起死回生。好容易挣得一点点有限的美元回国，岂知他阴差阳错，将救命的中国神药放在了大行李箱里交付托运，只身从北京乘火车回原籍。岂料路上疟疾发作，没了救命的中国神药，可怜的他还没回家跟望眼欲穿的妻儿见面，就被疟疾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从非洲回到中国，再移民到加拿大，我一直将中国神药带在身边，因为离开疫区后，体内的疟原虫仍会寄生在体内一段时间，疟疾仍有可能复发。多少年过去了，我家药箱里，中国神药的药盒已经变色，疟疾也已经离我远去。如今我端详着药盒，回首往事，更加满怀对屠呦呦等科学家的深深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