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以一个文学读者的身份，说说我读中韩两位著名作家张炜和金周荣作品的一点感受。

　　在中国文学界，尽管有一代代更年轻的作家涌现并引起关注，但是，从写作持续性的生命力、从境界与格局看，还是以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作家为最。张炜即是其中优秀的一位。

　　说到境界，中国学者刘再复有一句话：“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超越现实功利、现实道德、现实视角，也超越现实时空的审美境界。”我理解，一个写作者要拥有这样的境界，应当具有比一般人更高的道德水平，具有自我审判、自我剖析、深刻自省反思的能力和天问精神。俄罗斯文学里响彻的，即是这样一种宏伟的精神追问。我在读张炜长篇小说《古船》时，恰恰也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声音。

　　这个声音来自老隋家的大哥、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主人公隋抱朴。小说的第16、17章，大哥抱朴向弟弟见素倾述，那一夜的长谈，作为哥哥的抱朴说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他剖解自己，剖解父亲，剖解老隋家、洼狸镇，他叩问历史、叩问人性，他忏悔、自省和反思，他心怀忧患，企望在马克思主义理性之光的引导和历史巨变的感召下，从阶级的历史的重负、个人的痛苦与不幸和道德的自我完善的蜗居中挣脱出来。这个人物，我似乎在哪里见过，从中国的屈原到鲁迅，从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是一个呼告者的形象，一个我审判另一个我，一个我又为另一个我辩护，我既是审判者，又是犯人。两种声音的辩论，绝望与信心交织，构成了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

　　有评论家援引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的看法，认为西方社会的文化形态是罪感文化，日本是耻感文化，中国则是乐感文化，即肯定现实、此世的价值，以身心幸福地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作为理想和目的，——并进而认为，这种文化差异，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品格，必然是以书写世俗生活的幸福与残缺为主体，而少有追问存在困境与寻找精神救赎的意识。

　　对此我不敢妄评。但确也触发我思考：如何写出有大境界的文学作品？张炜写《古船》是在他青春激荡的二十七八岁。可是和眼下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写作者比照，似乎很难再有呼告般的道德情怀、忧患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面对这个时代急剧变化、千差万别的复杂生活，年轻写作者总是缺乏足够的思想力量。身处其中，我也在寻求答案。

　　这里转录一句张炜在《数字时代的语言艺术》一文里的话权作思考：“一个优秀写作者的基本特征——向内的个人思路，敏锐的感知，来自内心深处的生存体验，愤怒和喜悦，不可估量的激情——都消失在喧嚣的时代深处。”

　　再来说说我读韩国作家金周荣两部长篇小说《洪鱼》《鳀鱼》的一点感想。要不是来这儿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我可能会和这般好作品失之交臂。从创作简介看，其实这两部小说仅仅只是金周荣先生浩繁作品的一小部分。所以这个阅读感受只能是片面的。

　　如果说张炜的《古船》是有重量的文学，好比一艘沉重的古船，背负着历史的苦难；那么金周荣的《洪鱼》《鳀鱼》就是轻盈的文学，好比北国冬天的茫茫雪野。怎么来解释这个拙劣的比喻呢？我的意思是想说，有一种文学，它是以美的心唤醒人的心，以轻和盈的方式来承载深和重，就像北方冬天的厚厚大雪，那个雪下的世界，那被白雪覆盖着的伤口和疼痛、挣扎和较量、隐忍和孤独……都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开的。这一类的写作尤为适合青少年题材。恰恰这两部小说都是以少年为视角，少年人眼里的世界，什么都不及成人大，大人眼里无足轻重的事情，在少年人眼里可能就是一个大世界。

　　说来我也是写青少年成长小说的一个作者，在读了前辈金周荣老师的这两部小说后，脑海里泛起的喜悦就是相逢一本好书的心情。《洪鱼》以细腻唯美取胜，《鳀鱼》以开阔幽默见长，虽风格不一，但推动着少年成长的希冀绝望、迷茫期待、焦虑多变，以及面对一个复杂世界的所有感触、哀愁和心灵的激荡，在这两部小说里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这是一个丰厚复杂的文本，尽管它们以轻的方式呈现。

　　由此我在想，一个优秀的作家，在他提笔写作时，他肯定是寻找到了那个自我，那个声音，循着这声音，他会走向一个辽阔的世界。而这，也是文学可勘探的空间——因为它关乎灵魂，关乎道义、良知、生命、尊严、信仰……乃至对这个世界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