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欲绝：谢团长遇刺血染操场

　　1941年春末的一个早上，我们照例去孤军营排戏。一跨进营门，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战士们三五成群，有的在咬牙切齿骂郝某某，有的捶胸顿足放声大哭，有的低垂着头，瞪着双眼坐在地上发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整个孤军营乱成一团？再抬头一看，大礼堂门口围着一大堆人，门口两边墙上靠着长长的梯子，爬在梯子上的战士，有的拿着钉槌，有的拿着铅丝卷，有的拿着裁成长条的黑布和白布，正在忙碌地布置着什么。一连连长上官志标正在指挥，大声地叫这个、喊那个。

　　我们赶快朝大礼堂门口奔去。石洪漠刚好转身看见了我们，大叫道：“三位叶小姐，出了大事了……”他说不下去了，背转身，号啕大哭起来。这些历经苦难的将士，不久前在和租界当局斗争时，还是个个斗志昂扬的，现在怎么成了这副模样？当我们奔到大礼堂门口，向里一望，不由得惊呆了。在礼堂戏台前的长凳上，坐着很多将士，都在那儿流泪哭泣。他们的眼睛，都是又红又肿。戏台前的长桌上，躺着一个人，只露出戴着军帽的头部，身上蒙着一块白布，白布上还覆盖着一面国旗。因为礼堂很大，看不见那位军人的面孔，但我们三人都惊恐起来，不约而同地喊道：“是谁？”

　　有些战士听到了我们的呼声，回过头来抽泣着说：“团长！我们的团长……”我们立即冲到桌前，轻轻地揭开了蒙在他脸上的薄纱——天哪，我们崇敬的谢晋元团长永远闭上了他的双眼，静静地躺在长桌上！将近三年，无论是浴血奋战四行仓库，还是艰难困守胶州路营区，这位孤军营的灵魂人物，从来没有叫过苦，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万万想不到，一夜之间泰山崩颓，他竟然与我们永别了！

　　我们禁不住伏在谢团长身上痛哭起来。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觉得有人在拉我起来，同时还递给我一块热毛巾，叫我擦把脸。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孤军剧团负责人伍杰。他和石洪谟、陈祖谟等一起，把我们扶到他屋里，叫我们休息一下。

　　等我们的情绪平静下来后，伍杰红肿着眼睛，才慢慢地说道：“今天清晨，在例行晨操的时候，团长站在司令台上看我们跑步。当队伍走过他身旁时，排在最后一排的郝某某突然从队伍中窜了出来，弯下了腰。当时大家都没在意，以为他是在弯腰系绑带，队伍继续向前跑。万万没想到，他从绑带里抽出一把一尺左右的匕首，转身向毫无防备的团长胸部和腹部乱刺。我们只听到团长喝问：‘你要干什么？’等大家回头看时，团长已倒在血泊之中，胸口的血正在狂喷出来。只有短短几分钟，团长就停止了呼吸。这时才有人想起抓凶手。而郝某某在行刺得手后，拿着匕首，从操场向营门口逃去，结果被门口的白俄守卫截住了。我们要守卫把郝某某送回营内，但他们就是不肯。瞭望台上的哨兵对营内发生的突变，当然看得清清楚楚，这时他们拼命地吹警笛、打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一辆警车，把郝某某带走了，说他是杀人犯，要送他去巡捕房审问。我们几个人，当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懵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还是徐连长沉着，叫人把团长抬回团部，洗清血污，换上干净衣服，抬到大礼堂里安放。同时叫白俄领班打电话通知李先生他们来营，共同商量后事。这姓郝的小子，肯定和外面有勾结，否则怎么会有那柄锋利的匕首呢？”

　　这时萧阿狗插嘴说：“是啊！我前几天就发现郝某某的情绪有点不正常。他睡在我旁边，晚上我常被他在炕上不断翻身而吵醒。在吹熄灯号以前，我看到他睁着两眼，一动不动地看着屋顶发呆，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当时，我还以为他在想家，心中不好受。所以我只是安慰他，叫他少想些，多和我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谁知道这狗日的，却打这样的坏主意！他肯定早就和外面的坏人搭上了线。像今天早上的事，从他离开队伍，弯腰拔出匕首，然后跑上司令台向团长行刺，这中间至少也有两三分钟，瞭望台上的哨兵应该都看到了，当时为什么不吹警笛，而直到他刺死了团长、向门外逃走时才吹警笛呢？”

　　石洪谟接着说：“对呀，白俄门警可以让他冲出营门，却不许我们去抓他回来，而且一会儿警车开来就把他带走了。他们一定是事先就布置好的。如果那时不把他救走，在弟兄们盛怒之下，这小子还能活命吗？”又听一个战士说：“郝某某今早迟到也是故意的。因为他知道迟到的人只好排在队伍末尾，他就利用大家背对着团长跑步的当口，趁机向团长下了毒手。”

　　这天是1941年4月24日，一个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忠魂不灭：追悼会盛况感天动地

　　谢晋元遇刺身亡的噩耗，很快就传遍了上海滩。各家报纸都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一新闻，有的报纸还出了“号外”。各界人士和群众，纷纷写信、打电话给报社，要求严惩凶手、追查幕后指使者，同时还提出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位不屈的民族英雄。

　　孤军营的干部和国民党的代表一同清理了谢团长的遗物，除了许多书籍和随身换洗衣服外，别无长物。李先生在整理谢团长书籍时，还发现了几本日记本，里面记录了谢团长自受命守卫四行仓库起直至被刺前一天的历程，十分珍贵。

　　经过与租界当局的协商，决定在营内为谢团长举行追悼会，各界选派代表参加。由于天气趋热，营内没有冷藏设备，因此定于五天后的早上8点开追悼会。会后将灵柩安葬在租界，等战争结束后再移葬谢团长家乡。同时还决定，允许市民群众入营瞻仰遗容。因场地有限，吊唁者只能绕场一周，不能在营内停留。

　　孤军营的门口以及海防路上，挤满了想要进来瞻仰谢团长遗容的人群。他们扶老携幼，手持白花，臂缠黑纱，胸佩黄花，有的还在不住地抽泣，要求让他们进营区看上一眼。这些悲情难抑的人们，也感动了守门的白俄哨兵。他们让吊唁者排好队伍，每五百个人为一批，出来一批后再进去一批，每批在里面不得超过二十分钟。一连几天，从清晨到天黑，人流始终不断。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各界人士，应有尽有。进入礼堂时，有的捶胸顿足，有的抚棺哭泣，有的痛骂叛徒。这时大礼堂里已重新布置过了，谢团长的遗像挂在戏台的正面墙上，镜框上围着黑白两种纱编起来的素球和素带。遗像的两边悬挂着国旗和党旗，上方是“千古永垂”四个大字。余下的地方，几乎都被白菊花堆满了，有的做成花圈，有的扎成花束。挽联、横幅挂满礼堂的四周。一连连长上官志标做了临时负责人，三连连长伍杰担任总务，只见两个人忙出忙进。团长的勤务兵和我们几个女学生以及王氏母子，一直代他们守在灵柩旁，大家的眼睛都红肿着。

　　不知何故，追悼会一再延期。正式举行追悼会的那天，海防路和胶州路上人潮汹涌。很多没有拿到入营证件的人，也都想挤进去参加追悼会。事实上，孤军营里已经到了饱和的程度。最后，白俄哨兵只好把大门关上了，但营区外的马路上还是万头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