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老师为他讲日本渔民的勇敢，讲日本劳动人民的勤劳，这些话，让从小生活在中国人中的中岛，心中沉积的关于身为日本人的罪恶感慢慢化解。梁老师还给他讲，当时发生在长崎岛的烧毁中国国旗事件，正加剧恶化中日关系。“日本现在的执政者打算重演残酷的历史，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你如果回到日本，能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那该多么值得高兴！”

　　中岛说，正是梁老师的话，让他受到触动。终于有一天，他下了决心，说：“梁老师！我想回日本去！”

　　在第三次关于“去”与“留”的抉择中，中岛做出了与此前不同的选择。

　　1958年，中岛16岁，在梁老师的帮助及多方协调下，他返回日本的事情开始变得具体。

　　首先，中岛要去趟哈尔滨联系回国之事，但没有路费。他一五一十和赵父说了想法，后者非但没有阻拦，还给了中岛50元钱，这比梁老师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中岛离开时，赵父正在切菜，他甚至没有转头看中岛一眼，只是说：“世界上大着呢。这次出去好好见识见识。”中岛没有想到，这次分开，成了他和赵父的永别。

　　办理回国手续时，中岛中途回沙兰探望养母。看到儿子满心欢喜的养母，忽然发现了中岛藏着的海关通知书。养母一手拿着通知书，一手拍打着，对中岛说：“你想回日本，明摆着说出来，妈把牛卖了，也要给你张罗盘缠。你翅膀也越来越硬了。想往哪飞就往哪飞吧！妈不会强留你……你虽然不是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十几年来，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不就成了我身上的一块肉吗？”养母一口气说完，擦了下眼泪。在中岛眼里，养母一直是个刚强的女人。之前，再苦再难，从没见过她掉过泪。

　　如今古稀之年的中岛说，当初决定回国，确实和养母不在身边有关。他记得那一天眼泪不断的养母对他说：“把你留在林业局，是为了你将来能有出息。娇生惯养能好吗？妈的心情你明白吗？”

　　“过了好多年，自己的岁数也大了，才明白养母为了我，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支离破碎。而我当初根本不理解养母的一片心，甚至还怨过她老人家。”中岛说，离开养母家时，她对他说：“有空再回来。”而他也以为，还有机会和养父母正式告别，就把想要说的都咽了下去。

　　中岛回国手续，办得既快，且顺利。他不知该悲该喜，他只是被命运推着向前。当他带着公安局介绍信办理最后一道手续时，工作人员告诉他，日方派遣接日侨的船，已经到达塘沽，准备回国的其他侨民都已在天津的酒店等待开船。最重要的是，接送日侨的工作即将结束，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艘回日本的船，要想赶上，就得立即坐火车赶往天津。

　　无法和养父母正式告别，无法获得养母的正式同意，1958年7月9日，作为那批日侨中年龄最小的独自归国者，中岛踏上了带着他全家来到中国的那艘名为“白山丸”号的船，返回日本。

　　“我这辈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

　　“白山丸”号抵达日本那天，生母和家人在岸上等待。中岛看到两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一个打着“欢迎中岛幼八”的旗帜，另一个则盯着他哭，并拉住他胳膊，他判断：或许，这就是生母吧。

　　回到日本后的中岛，需要重新认知的，不仅是自己的生身母亲，语言、饮食、生活习惯，所有一切，都需从头开始。他想念中国的家，打听去中国的船只，提出回中国的渴望。但那时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邦交，怎么可能任他来去。

　　既然回中国无望，梁老师那句“要为中日友好做些事情”在他心里被唤醒。他开始拼命学习，高中毕业后进入日中友好协会工作，后来转行成为一名翻译，直到退休。梁老师的嘱托，成了中岛毕生追求。

　　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中岛的主要工作是为访华团担任翻译，他陪同过廖承志、邓颖超、唐家璇等等。邓颖超还夸奖他：“你的汉语讲得这么好！”他解释说：“过奖了，我是在中国长大的。”

　　在中日友协工作后，中岛终于有机会随团访华。只是，那时的他并不允许随意回沙兰探望养母。他记得自己第一次访华时，给养母挂了长途电话，由于信号不好，接通之后只听到那一端养母嘶哑地喊“来福，来福”。那微弱的声音，过了多年，依然在中岛耳畔。

　　或许“有负”养母，成了中岛此生最大的遗憾。回国后的他，不仅与梁老师保持通信，也和儿时好友段元昌等人，保持多年的信件往来。1976年初，在段元昌的信件中，他获知了养母去世的消息。上年年底，他托人寄给养父母用来置办年货的100元钱，用作了养母的丧事。听闻噩耗，中岛迫切想回乡给养母祭扫，看望李父。

　　那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虽然递交了申请，中岛仍担心，不一定能被放行。但鉴于中岛对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最终，李父被黑龙江相关政府部门接到宁安县国际饭店与中岛见面。当时，李父患有严重肺气肿，是被担架抬着进的酒店房间，中岛上前拥抱他，激动得说不出话。相聚的时间只有一天，中岛尽力尽孝，吃饭时给老人挑鱼刺，睡觉时帮老人接小便。李父则不停地和旁人讲：“这孩子小时候就特别仁义。”

　　1978年，李父去世。1987年，中岛回乡将李父骨灰安葬在养母棺木旁，后又拜祭了陈父和1969年去世的赵父。2007年，中岛再次回乡拜祭，为赵父迁坟。1987年那次回乡，中岛从邻居口中听说，当年自己不辞而别，养母听说后，一下子瘫在地上，双手抓着土，死去活来地叫着：“我的儿啊，你怎么把妈扔下，就回去了？！”

　　年老后的中岛常自问，这辈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而这也是促使他写作回忆录《何有此生》的原因。

　　完成日文版写作后，由于是新人，且战争遗孤在日本是边缘群体，属冷门题材，中岛只好拿出一年养老金自费出版。没有销售渠道，他找到家附近一家书店。店主最初只让他留一本，第二天却打来电话，说一夜没睡把书看完，被深深感动。此后，店主在店内挂起海报，并走上街头派发印着“感动，感动”的传单，主动帮中岛宣传。中岛的书打动了很多日本读者，媒体上也开始逐渐出现报道，几次加印，目前，日文版已销售3000册。“其实，日本老百姓也很善良，善良的人也要有主见。”

　　在日本版基础上，中岛又完成了中文版写作。

　　中岛的一生，存在着遗孤、儿子、中日关系建设者的三重身份，每一种身份背后都充满故事。当他一次次追问“何有此生”时，他发现最痛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侵略战争，“它伤害的，不只是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朝鲜及东南亚等国人民，也使日本自己的国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中岛至今不知父亲死于何时，埋骨何方。

　　距离1945年8月15日已过去七十年。中岛说，他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增进理解，不使灾难的噩梦重演，“这本回忆录如能起到一些好作用，则是我十分欣慰的。”

　　（本文参考中岛幼八《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

　　摘自《小康》2015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