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干起了做酒的营生　　 

　　在悠远的历史年代里，上海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滨江临海的小地方，从未做过一省的省城，甚至连府治也不是，在很长时期里，它的状态完全游离于封建王朝的行政视野之外，甚至完全不在颐指气使的封建帝王的眼睛里。由于这个缘故，历史文献上的有关上海发展变迁的直接记载很少。

　　谭其骧教授指出：上海最早的聚落兴起于一条名为“上海浦”的河流，因此是以上海浦得名的，时间至迟在五代或宋初，即公元十世纪初。上海建镇的时间虽尚未发现确切的记载，但从《弘治上海志》卷五所载宋人董楷《古修堂记》及《受福亭记》可以肯定，是在南宋末的绍熙四年（1193年）至咸淳三年（1267年）之间。这种观点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肯定。

　　近年来随着考古活动的活跃，以及历史地理研究在资料获取、信息分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原来一些被认为很难利用的资料，在应用新的技术手段与研究理念的基础上，重新挖掘出其中的资料价值，可以获取丰富的历史、地理、社会等信息。例如北宋之前，生活在上海这个地方的先民，他们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什么？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聚落”应该是其主要形态。聚落（英文settlement）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进行生产的场所。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

　　居住在“上海浦”西岸的先民聚落，他们以什么为生呢？当时上海先民主要的营生是煮盐、捕鱼和冶铁，这三种行当，件件都是力气活，在高温、潮湿或强体力劳动的条件下，生产劳作的工匠等对酒的需求日渐增大，进一步刺激了一些聚落对于酒的生产积极性。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吴淞江及其支流上海浦西岸的许多聚落都干起了做酒的营生，酒坊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北宋年间有着这样的社会背景，即宋代前承汉唐之制而有进一步的发展,又开启明清乃至近代社会历史变化的端倪，显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转折的新特点。宋代的酿酒业，在唐朝普及和发展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普及和发展，处于中国酿酒史上的提高期和成熟期,大量酿酒理论著述问世、蒸馏白酒的出现，酤酒商贾继承和发展唐代经营思路，标志着酒文化的成熟和发展。一方面，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得汴京和临安等大都市空前繁荣起来，人们对酒的消费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粮食的丰足，酿酒业技术的成熟，使酒类品种增多，酒的质量提高，酒业的生产范围扩大。宋代的酿酒业，上至宫廷，下至村寨，酿酒作坊星罗棋布，分布之广，数量之众，都是空前的。

　　北宋初年朝廷实行禁酒的政策，不许私人酿酒。后来，随着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对酒的专营与垄断逐步松动。但不论北宋还是南宋，酒税都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为了收到足够的酒税，有宋一代对酒的生产和榷售管理还是很严格的。除了京城外，其他城市实行官府统一酿酒，统一发卖的榷酒政策。酒按质量等级论价，酒的质量又有衡定标准。每一个地方，都有代表性名酒。北宋和南宋官府，为了促进酒的销售,都曾经组织所属酒库，举行过声势浩大、热闹非凡的评酒和宣传促销活动，这种活动就像近几年召开的酒博会一样壮观。

　　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来鸟瞰东晋以来的上海民生状态，就不能忽视酒业在上海浦周边的存在。两晋时代上海出现过两位在文坛上负有盛名的大文士陆机和陆云兄弟，史称“云间二陆”，乃祖陆逊、乃父陆抗均为三国名将，这对才华横溢的兄弟是出名的文学家，也是出名的酒仙，被时人誉为“美玉”，由此形成流传千古的“玉出昆冈”之说。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允许民间自由酿酒，酒业市场十分兴盛。加上许多身处乱世的人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短暂，酒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甚至是应付世事的方式。日久天长，饮酒的情趣逐渐积淀下来，便使酒有了淳朴、闲适、平和、自然的生活象征意义，使酒成为一种超脱豁达的人生态度的折射与反光，在闲适平和的背后，深深地沉淀着对现实的不满，对真与善的崇尚，对理想社会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