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这个事情年年说，都说烂了，也没看到多少改善。”

　　今天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三年前的今天，本报刊《上海艾滋女孩手术遭多家医院拒绝》、一年前的今天，又刊《艾滋病人手术难盼早日破题》，均聚焦HIV感染者诊治其他疾病需手术被拒诊的现象。今年，记者继续跟进采访时，一位感染者小章给出了如上的答复。

　　艾滋感染者手术陷入困局，究竟困在哪里？

　　拒诊非个案

　　艾滋病人发病时，有定点的传染病医院针对艾滋病施救。尚未发病的感染者有其它疾患需要手术，到非定点的综合性医院就诊时，往往会被以各种形式和理由拒诊。

　　今年四月，闹得沸沸扬扬的华西医院被称拒诊血管瘤事件发生在成都，一年前，本报关注的感染者晓峰被拒诊肺癌在天津，三年前，本报所写的艾滋女孩小布颅底肿瘤被拒诊发生在上海，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正如陕西爱之家感染者支持组织负责人吴勇所言，“拒诊”事件并非一时一地的个案。甚至，不只是发生在非定点医院。

　　近日，微博上热传拒诊肝癌患者的长沙某医院就是定点医院，当事人杠杠记录道，“然后我坦白了携带者的身份，医生收回了住院单，说联系一下感染科看看，手术还是外科做。主任说，留下号码等消息。两天过去，电话没有消息，我又找到主任，答复是，阻力相当大。” 

　　而在上海，尽管定点医院的条件较好，感染者阿健表示，“很多时候，非定点医院会要病友转诊到这家医院。而这唯一定点收治感染者的医院毕竟最擅长感染病的治疗、且床位有限，对其它各科的诊疗水平也与大型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相比有些差距。 

　　有限的互助

　　遭遇拒诊，感染者会如何应对？吴勇解释，在以往，被拒诊者罕有站出来讨说法的，因为害怕被过度关注、隐私曝光。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拒诊者通过微博平台给医院舆论压力来维权，他们拖着病体在微博上即时更新进展，靠有影响力的圈内大号转发获得关注，同时寻求感染者支持组织辅导和协调。

　　“前年，我们跟西安市卫生局协调以后，安排了10多个拖了很久的病友做手术，又为157个病友提供了咨询帮助，去年又是150多个，”吴勇表示，虽然自己花了大量时间在帮助病友应对“拒诊”上，面对数量众多、四处碰壁的病友，自己提供的帮助有限且滞后。“我们有些病友得了肛肠类疾病，从小病拖成肛瘘，一直找不到肯开刀的医院,日常生活中有体液渗出时，他们就只好先用卫生巾垫着。”

　　记者在在网上看到一份拒诊应对指南，名为《突破生命之困，给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解决手术难问题的建议》，详尽罗列了与“拒诊”相关的法律条例和知识经验。该指南被转载了360次，一位转发者留言：“再好好学习下。也再发出一点声音，即使，很微弱。”

　　非定点之惑

　　2012年11月，国家卫计委发布《卫生部关于加强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其中写道：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首诊（问）负责制。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或者拒绝诊治。在不具备提供相关医疗服务诊疗条件时，医疗机构要及时将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转诊至定点医院，或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由卫生行政部门协调转诊等相关事宜。

　　既然已有明文强调“首诊负责”制、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那么在“拒诊”、“转诊”事件中，非定点医院都是怎么说的？

　　今年四月华西医院某位医生公开发文表示，医院并没有拒诊，之所以在知道病人为感染者后将手术改为观察，是因为知道感染者身份后，手术风险增大，需要“重新评估手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一位外科医生则表示，“不是我们医护人员惧怕艾滋病，而是我们不是传染病医院，不具备条件，不知道怎么做防护、消毒措施，特别是为了防止交叉传染，所以要转诊”。

　　那么，对于艾滋病毒，应该做到怎样的措施？是否非定点医院确实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回答，“埃博拉和非典国际上有指导的防护措施，但对艾滋病没有，它的防护措施和为乙肝、丙肝病人治疗时是一样的。”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吴凡也表示，“就一般的消毒隔离措施就可以了”，艾滋病毒的生存能力比肝炎病毒还差，一般医院都可以做到对艾滋病毒的消毒措施。

　　医者的挑战

　　“医生也确实面临相当的风险，”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姜庆五说，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没有更好的保护措施，正在进行外科手术的医生依然可能被手术刀割破手套、割伤手指，“但是不能因此就抛弃患者，还是要正面对待。所以一定要严格执行规程，其实不论是否面对艾滋病人都应该注意防护。”姜庆五表示，应该在医护人员中加强宣传培训。

　　然而，医护人员的忧虑是实实在在的。“我给一位HIV病人做过胃大切手术。手套戴两层，刷手刷好几遍。下台之后，浑身冷汗。”一位微博名为“鲁医生”的武汉三甲医院住院医生说，外科医生动手术割到手，是家常便饭的事。“读了20年书，好不容易拿到全国前几医学院的博士，才开始独立行医生涯没多久，我承认我担不起这种手一滑就可能毁一生的风险。”

　　资料显示，我国艾滋病职业暴露事件平均每年约500-700起，而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吴尊友亦曾表示，如果在职业暴露事件发生后的24小时内服用抗病毒药物，可阻断艾滋病病毒感染。

　　但是，遭遇职业暴露的医护人员，其心理负担、服药身体的副作用不容忽视。“当时万念俱灰，甚至想着安排后事了，”四年前，广州某骨科大夫卫医生第一次遭遇艾滋病的职业暴露。他表示，此后又经历过两次HIV职业暴露，心理上已经不那么恐惧，但是服用阻断类药物的副作用仍然无法克服，“整整一个月，头晕、恶心甚至呕吐，每天回来在床上躺着。”

　　2013年，艾滋病被纳入《职业病分类和目录》；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传染病防治人员安全防护的意见》印发，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可参照工伤抚恤。也许，在医患矛盾已经非常紧张的当下，除了宣传、培训，给予面对职业暴露风险的医护人员以更多的保障、关怀，会是立医法、弘医德这些“上层建筑”最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