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书画巨擘董其昌

　　董其昌字悬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董其昌是晚明书画的代表人物，也是帖学书风集大成者。据说，早年在平湖城西门冯大参家坐馆当过私塾的塾师，爱好参禅曹洞宗，与新埭镇泖口陆兆芳友好。隆庆五年（1571年）十七岁参加松江府会考，因松江知府衷贞吉认为董写字太差，只得第二名，从此发愤临池，从学于陆树声、莫如忠等。万历七年（1579年）参加南京乡试，见王羲之《官奴帖》唐摹本，惊叹不已。几十年如一日，终成一位影响深远的大家。

　　董其昌一生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但他在书画方面的成就要远远高于他的仕宦生涯。其山水画成就颇丰，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最多，是继祝枝山、文征明后对后世很有影响的书画大家，据说清康熙皇帝酷爱董其昌书法，为临写董字，曾遍搜董氏真迹。

　　由于明代文人士大夫间盛行清玩风气和帖学，影响所及，整个明代书体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汉北朝，篆、隶及魏体作品几乎绝迹，而楷书皆以纤巧秀丽为美，盛行所谓“台阁体”。士子为求干禄竞相摹习，横平竖直十分拘谨，使书法失去了艺术情趣和鲜活生气。近人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总结说：“有明一代，操觚谈艺者，率皆剽窃摹拟，无何创制。”有明一代近三百年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造诣很深的大成就者，但纵观整朝没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明后期出现的董其昌是明代帖学集大成者，他看到了当时书法走向离经叛道的趋势，他是出于维护正统立场反对反叛，于是他开始做复古的努力，上溯米芾，再上承王羲之，以地道且松散的士大夫格调，提出了一个无为的标准，以迎合明代士大夫的典型心理。倡导“古淡、闲适、轻松、淳雅”的主张，从而成为那个时代的书坛的代表人物，承上启下，开一种新的书风，追随者不计其数，确实具有引领风气之作用。

　　董其昌创造的以秀逸、淡远、爽俊为美学特征的书风，在其身前、身后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年七十前后，书法已威震朝野，驰名遐迩，高丽、琉球使者求之不绝，他的书法传入朝鲜后效仿者甚多。在清初的遗民书画家中，师承或追踪董其昌者不乏其人,甚至像傅山、八大山人这样具有强烈个性的书画家，其书法都初学董其昌，并因此获得良好的基础。董其昌名声震于晚明书画坛。

　　随着年龄的增长，董其昌总觉得京中的荣华不如家乡的清闲，首都的琼楼玉宇比不过松江的五湖三泖；况且此时功成名就，思乡心切，还是隐退为安。经过多次上疏乞休，崇祯七年（1634年），董其昌被特准致仕，朝廷诏他为太子太保，让他驰驿归里。

　　由于名声太响，回到故里的董其昌在江南写字作画，或鉴赏文物。一些字画往往经过他的品题而身价倍增，董其昌所得润笔也相当可观，加上子弟们仗势盘剥乡里，垄断利津，数十年间，董其昌居然成为拥有千顷良田、百艘游船的大地主。据《明史·董其昌传》记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九月，董氏子弟因横行乡里，次子董祖常抢夺生员陆兆芳家使女，砸抢陆氏家产，并凌辱生员范昶致死，又毒打范氏寡妇，引起公愤。次年春，松江府娄县、上海、华亭三县生员首先发难，民众群起响应，包围董宅，放火焚烧了董氏松江白龙潭住宅，董其昌如丧家之犬，惶惶然避地苏州、吴兴，直到秋天事平息，才敢回家。这次轰动江南的民变，史称“民抄董宦”。案发后，妇孺竞相传播“若要柴米强（强，方言，指便宜），先杀董其昌”的民谣，当地乡民以至上海、青浦、金山等处的抱怨者将董家200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烧成灰烬，董其昌搜集的古今珍贵书画篆刻收藏，全付之一炬。

　　崇祯九年（1636）秋，董其昌以老病逝于松江，享年八十二岁。南明弘光政权时谥号“文敏”。如此的书画巨擘晚节不保，白玉微瑕，令人惋惜。

　　上海嘉定，古称疁城。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十二月初九日（经专家考证是1218年1月7日），经朝廷允准，始置县。辖春申、安亭、临江、平乐、醋塘5乡27都，属两浙西路平江府。以纪年为名，称嘉定。县治设于练祁市（今嘉定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