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刘胜军，经济学博士，现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上海数字化与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2002年加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曾获《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商业周刊》（中文版）2012年度人物，并于2014年7月应邀出席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做了题为《经济改革与转型发展》的专题发言，重点介绍了里根应用供给经济学的成功实践。

　　宏观经济、经济转型与制度变革、互联网金融。

　　世界经济飞速发展，金融城市的脉搏也在剧烈地跳动着，而谁来为之“把脉”？在浦东陆家嘴的CBD，栋栋高楼耸立，而在中心腹地的一处园子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4层小楼安静掩映于绿树间。来自经济金融界的学者和专家在这里以国际化视角发出智慧声音，为艰难转型的中国探究合理路径，其中，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上海数字化与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胜军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在随后召开的“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国家领导人多次在重要会议上提及“供给侧改革”，一时间供给经济学成为关注焦点。刘胜军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重大转向，中国经济转型有望迎来实质性突破和转折。

　　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经济学

　　长期关注中国改革与转型的刘胜军同样发现，中国经济转型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从成本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国家曾推出拉动内需的“四万亿计划”遭受的非议，更让他认识到必须寻求凯恩斯主义之外的理论基础。

　　而另一方面，在研究美国创新时刘胜军发现，美国真正走上创新型国家，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时期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此前的美国，经历了镀金时代、大萧条、滞胀，发展并不顺利。正如奥巴马所言：‘里根改变了美国行进的轨道，尼克松和克林顿都没做到这一点。他把我们推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上。’”他认为，里根之所以成为二战后最伟大总统，可以说是供给经济学成就了他，同时里根也成就了供给经济学。“供给经济学的思想精髓就是回归‘小政府、大市场’，激发企业家精神。这非常契合里根的理念。里根在总统就职演说时曾言：政府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途经，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于是供给经济学成为‘里根经济学’的内核。由于里根改革的成功，供给经济学也从被视为‘巫术经济学’的地位，一跃成为名门正派。这一历史引发了我对供给经济学的强烈兴趣。”

　　对比里根上世纪80年代上台时的美国经济和当前中国面临的情形，有许多共同点。刘胜军解释，当年美国面临的挑战比中国更为严重，“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胀率）高达20％，而中国目前的痛苦指数只有6％左右，且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依然保持在7％左右，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最快的，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0％。“当然，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麻烦，例如濒于临界点的环境污染、惊人的企业债务、产能过剩、严重的腐败问题等等。总之，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和当前的中国都面临‘必须改变’的艰难抉择。”他说。

　　税负过重、管制太多、政府支出太大等问题也非常类似——里根上台时，美国个人所得税平均边际税率从60年代的23％升至36％，挫伤了人们工作积极性，现在中国中小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达到40％，税收20多种、各类收费50多种；1980年，美国联邦管制的成本约为今天的8000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4000多美元，这被拉弗称为“巨大的隐形税”，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管制成本更为惊人，可谓“审批的万里长征”，成为创新的巨大障碍；政府支出过大，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受二战和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的支出日益膨胀，而中国如今的财政收入占GDP39％，但用于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的只有1/3，其余的资金被用于各类工程、投资项目。刘胜军进一步表示：“这些问题体现在宏观层面，就反映为经济增速的下滑，其实质是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增速的下滑。”

　　不仅如此，刘胜军博士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和当前的中国都遭遇了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当年里根曾经尖刻地嘲讽凯恩斯主义，认为凯恩斯主义用通胀去打击失业，又用失业打击通胀，最终结果是通胀与失业一起打击了美国经济。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迅速出台了“四万亿”，但刺激效果昙花一现，却加剧了产能过剩、债务问题。至今金融危机已经过去7年了，中国政府用了投资刺激、货币宽松等都无法扭转经济颓势，“实践证明凯恩斯主义此路不通”。

　　“经过这几年的探索，中国已经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不是短期需求不足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寻求答案。”他认为，如果中国能下决心拥抱供给经济学，中国经济将有可能真正告别“低质量的高增长”，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之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就是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回归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轨道。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三中全会《决定》的各项改革，其核心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与供给经济学‘让企业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结构性改革是个艰难的过程

　　供给经济学的思想精髓是“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刘胜军解释，政府只要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管制来增加企业创业创新的激励，即可推动经济增长，因此，政府的发力点应该是供给而非需求。“当然不是说需求侧就不需要改革了。对中国而言，之所以提出供给需求两端发力，是因为中国仍存在消费（需求）的严重制度瓶颈，例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让公众难以放心消费。因此，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双引擎’之一就是‘公共产品投资’，其目的就是消除消费的制度瓶颈。此外，由于中国城镇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依然有相当空间。但是，我们不能把需求侧改革与凯恩斯主义（政府大兴工程项目）划等号。”刘胜军说。

　　就当前而言，刘胜军指出供给侧改革应重点聚焦的方：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不能再继续为“僵尸企业”输血，要下决心淘汰过剩产能；消除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环境污染）的价格扭曲，让价格机制引导供给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其中加大环保执法与消除“利率双轨制”、“预算软约束”是最为重要的；攻坚“简政放权”，目前已经减少及下放了1/3的审批权，但真正有“含金量”的审批权都未触动，例如IPO审批；打破行政垄断。“垄断是创新的天敌。如果打破了央企行政垄断，总理还有必要敦促三大电信公司降网费吗？”

　　李克强总理说，“事实是，推进结构性改革要比推出量化宽松政策艰难得多。所以不少国家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方面迈出的步伐并不快。中国这几年不搞强刺激，持续不断推进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但不管如何艰难，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信念和决心都不会动摇。”刘胜军也冷静地看到，供给侧改革是艰难的，因为它见效慢、需要触动既得利益格局。“凯恩斯曾言：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对于政治家而言，必须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胸，才能超越凯恩斯主义，拥抱供给经济学。”

　　他认为，可能的阻力包括：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去除无效供给、淘汰僵尸企业，意味着更多企业破产、裁员，不可避免对短期经济增长、银行体系坏账甚至社会稳定形成压力甚至冲击，这就是“结构调整的阵痛”；破除央企行政垄断，既要面对庞大的利益格局，又需要进一步的思想解放；简政放权，意味着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交还给市场，势必遭遇官僚集团的软性抵抗；减税面临地方财政收入下滑的现实压力，“所谓减税，不是减少财政收入，而是降低税率。依据拉弗曲线的原理，在税率处于偏高区间时，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减少财政收入，反而会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入，而且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证实了这一点。因此，理解了拉弗曲线，就会大大降低官员对于减税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