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这种女人，几百年也出不了一个，我则是个很普通的人。”林洙自称是“没有学历没有官职的小小资料员”，她对记者说，“尽管林徽因有很多人爱慕，但梁思成对她的爱，是非常非常深的。这一点，我很欣赏。因为对一个人的爱，是人一生中很重要的。”

　　因为爱，所以爱。

　　正因爱着梁思成，林洙也全无芥蒂地赞美着林徽因，就如同她谈及一些问题时，常会说：“这一点，我绝对站在思成这边。”她评价林徽因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最有气质的女人”，“是热爱与崇敬的师长”。

　　林洙还记得，1963年春天，她已和梁思成结婚。一日中午，她等丈夫回来吃午饭，但直到下午1时才见他捧着一盆仙客来进门。饭后，梁思成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说：“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

　　林洙一时语塞，她甚至自责。“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很快，林洙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她说：“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力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爱的。”

　　在林洙面前，梁思成从不刻意谈，也不刻意避谈林徽因。一切，都自然而然。就像他在写给林洙最初的“情书”中，也引用过林徽因的诗句“一串疯话”。他也会和林洙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而“普普通通”的林洙，带给晚年的梁思成，或许是另一种感受。他们婚后的合影并不多见，唯有的几张中，梁思成穿中山装，林洙穿花布棉袄。他们留最普通的发型，对着镜头，普普通通地笑，如所有寻常夫妻一样。

　　他们的恋爱过程，也普普通通。

　　1959年，林徽因去世已有4年。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馆的管理员，林洙担当了为梁思成整理资料的工作，因此也就常常与他聊天。

　　过去，林洙与林徽因交谈，都是林徽因说她听，而与梁思成聊天，则是她说梁思成静静听。“我原来是不大能说话的人，也很少敢于对什么事物妄加评论，可在他这个大人物面前，我居然毫无顾忌地大谈起来。”林洙甚至对梁思成讲了她的婚姻、她恋爱的烦恼。“他能让你走到他的心里，他也能走到你的心里。这样的人，他是我唯一遇到的。”

　　当年的林洙还恶作剧一样，帮梁思成回了一封来自远方的“求爱信”，她自顾自地写道：“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而梁思成看后，则假装板起脸，说道：“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在这相处的点点滴滴中，从“量变”到了“质变”。

　　终有一日，梁思成鼓足勇气，半是忐忑，半是自嘲，给林洙写了一封大胆的“申请书”：“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信末署名“心神不定的成”。

　　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梁思成与林洙只是从此决定：生活在一起，做一对平常夫妻。

　　晚年的林洙回忆往昔时，仍觉得“只要抛开世俗的烦恼，我们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这是我过去从没有体会过的，和一个人在一起，可以那么快乐。”“他是那么尊重我，爱护我，保护我……我们毫无顾忌地交换思想与看法，我们纠正对方的错误，也接受对方的批评，这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享受到的。”在林洙眼里，梁思成给她的热情胜过任何年轻人，“思成那么乐观、诙谐、朝气蓬勃。”“他有说不完的笑话和小故事。”比如，梁思成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林洙，自己的“官衔”——“瘦协”“废协”副主席。瘦协，是瘦人协会；废协，是废话协会。另外，他还告诉妻子，自己是个“无耻之徒”（指牙齿）。“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往往我刚要启齿，思成就替我把话说出来。他了解我每一时每一刻的思想。”

　　没有风雨躲得过

　　没有坎坷不必走

　　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

　　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然而，“文革”来了。梁思成与林洙那些寻常美好的小幸福再难继续。

　　“文革”期间，外界或已无暇再去揣度林洙是否有“成为建筑界第一夫人”的野心，她一次次被训话，要求她与“反动学术权威”离婚。梁思成迫于压力，也对她说：“也许你和孩子们还是离开我好。”（林洙和前夫育有一子一女）

　　那时的梁思成已遭停发工资，患有心力衰竭，病入膏肓却无法住院，但林洙与北医三院（北京第三医院）几位大夫暗中保持着联系。

　　她没有离开他，而是竭尽所能保护着他。

　　一天晚上，几个戴着红袖箍的彪形大汉带着手枪和匕首闯进梁家勒索财物。林洙与壮汉理论，不料激怒了对方，其中一人举起手中皮鞭开始抽打她，而梁思成猛然扑过来说：“你们不能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思成脸色发青，呼吸困难，我自己则大喊‘救命！打死人了！’那些人怕出人命，留下一句‘明天中午等着我们！’就匆匆走了。”

　　林洙说，次日梁思成要求她离开家，由他一人对付昨日那些歹徒。“我自然明白他的考虑，我就更加一步不肯离开他。”

　　“文革”中，一轮轮的揭发检查，首先垮掉的是梁思成本就病弱的身体，再之后，他失掉了曾经的风趣。

　　1969年10月7日，住在北京医院的梁思成被安排接受英国作家韩素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访谈，组织一再叮嘱他“随便地谈谈体会，不要像检讨似的。”但谈话还是失败了。梁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我辜负了党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