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此为孟子一段话中的头一句。民就是广大民众。社是土神，稷是谷神。民众生存依靠土地，需要粮食，故社稷之祭像祭天一样，是极重要的大事。君是邦国之君主，即一方诸侯。民、社稷、君可构成古代社会的三要素。孟子认为，民最宝贵，第一重要，第二位是社稷，君排在最后。

　　作出这个论断之后，孟子给出了他的理由：得到民众拥护的人可做天子，得到天子支持的人可做诸侯，得到诸侯赏识的人可做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就废掉他改立新君；祭祀的牛羊已经肥壮，祭器已经洁净，就按时祭祀，但仍有水旱灾害，那就另立土神、谷神。孟子说得很清楚，三要素中后两者均可“变置”。孟子的解说没有高深理论，但却因其质朴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南宋大儒朱熹对此注曰：“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孟子集注》）应该说，大体不错。

　　早在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之前，社稷已代指国家，故可将上述三要素表述为民、国、君。当然，此“国”并非现代意义的国家概念，读者朋友应该清楚。孟子的论断，在他那个时代是十分大胆的，其积极意义至今未曾泯灭。这一振聋发聩、甚至惊天动地的呼喊，不是孟子灵光一闪、心血来潮的突发，而有其深刻的思想源泉。孟子很好地学习和继承了他之前的优秀文化，特别是从尧舜到孔子的积极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夏书·五子之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书·泰誓》），这种原始的民本思想异常宝贵，始终在有序传承。当然，同时必须肯定孟子的个人作用与功绩。因为像孟子说的那般明确和坚决，前所未有。或者可以说，在民本问题上所达到的高度，孟子超过了诸位先哲、先贤。难怪后人有“民贵君轻说，周孔难为师”（陈毅《游孟庙》）之叹。“民为贵”堪称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仅此一句，孟子即可列入古代伟大思想家行列。

　　民、国、君三要素，若排列组合，可分为六种情况：一是民、国、君，二是民、君、国，三是国、民、君，四是国、君、民，五是君、民、国，六是君、国、民。以今人眼光观之，若作为指导思想，以上六种可体现不同的“主义”。例如第六种，即属于独裁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