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争贡事件

　　嘉靖二年（1523）四月，大内义兴派遣使节宗设谦道率领三船随从五六百，来宁波朝贡。几天后，又有细川高国派遣的使节鸾冈瑞佐、宋素卿率船一艘随从百余，前来宁波朝贡。于是乎形成了两大势力集团的争贡事件，由于宋素卿贿赂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得到额外照顾，引起宗设一派不满，大打出手。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宁波争贡事件。

　　宁波争贡事件的影响极坏，给明朝中央政府内部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一派官僚，抓住了一个口实。兵科给事中夏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夏言对于浙江地方官对宁波争贡事件的处理，极为不满，指责他们是“迁就议拟”、“亦主故常”，一如既往地开一眼闭一眼。他敦请皇上派遣“风力近臣”前往复查，并且推而广之，对于从山东直到广东的沿海衙门，进行彻底勘查。鉴于此次由市舶司引发事件的严重性，是否断绝日本的朝贡，请皇上指示有关部门大臣讨论决定。皇帝当即批示：“差风力给事中一员往。其余事宜兵部议处以闻。”接到浙江巡按御史关于宁波争贡事件的报告后，皇帝下旨：“切责巡视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预防，临事不能擒剿，姑夺俸。令镇巡官即督所属，调兵追捕，并核失事情罪以闻。其入贡当否事宜，下礼部议报。”

　　皇帝再次提及日本“入贡当否”，命主管此事的礼部提出处理意见。夏言坚决主张“祸起于市舶”，礼部采纳他的意见，敦请皇帝“罢市舶”，立即关闭宁波市舶司，断绝日本的朝贡渠道。

　　这一决定过于草率，操之过急。最高当局显然对于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的发展状况，所知甚少，武断地以为“祸起于市舶”，堵塞正常渠道，刺激了走私贸易的迅猛泛滥，成为嘉靖倭患的一个诱因。

　　禁愈严而寇愈盛

　　嘉靖二年（1523）浙江市舶司关闭后，日本的朝贡停止了十七年。明朝当局也许不曾料到，关闭市舶司，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恰恰为走私贸易的兴旺提供了有利时机。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朝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与外国贸易，但是总是禁而不止。沿海民众一向有出海贸易的传统，作为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明初以降，最高当局实行海禁政策，无异于断绝沿海民众的生计，激化社会矛盾。宁波争贡事件被称为“后期倭寇的发端”，就是因为它直接导致勘合贸易的中止，刺激了海上走私贸易的横行。

　　于此，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人唐枢的犀利目光，他在回答平倭总督胡宗宪的咨询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海禁严厉，商人转而为寇：“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其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很清楚，倭患最严重的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先是海商转而为寇，继之各行各业随之为寇，沿海的黠夫与松江的良户也从而为寇，到了后来四方云集，鱼龙混杂，形势愈发严重。

　　既然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堵”，而是“疏”，换言之，必须开放海禁，才能缓解倭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乱。事实已经证明，用军事围剿来解决倭患并不成功，从朱纨、张经、李天宠到胡宗宪，调动重兵围剿倭寇，劳民伤财，财政不堪重负，民不聊生，社会愈发动乱。胡宗宪之所以会乞灵于“招抚”的一手，就是看到了围剿难以奏效，不得不另谋出路的无奈之举。而“招抚”必须以开港通市作为交换条件，开放海禁便成了无法绕开的话题。

　　王直之死

　　平倭战争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无疑是胡宗宪在赵文华的支持下，派人赴日招抚王直。

　　王直，徽州歙县人，由盐商转而为海商，再由海商转而为海盗，兼具海商与海盗的双重身份。王直是海商集团的首领，在商言商，他最关注的是进出口贸易的正常化，使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

　　王直偕同日本商人善妙等四十余人，前来开通贡市，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初抵达宁波外海的岑港。胡宗宪的本意是企图用招抚王直，利用其影响力，一举平定倭患，无意杀死王直。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极力反对招抚，扬言胡宗宪收受王直等金银数十万的贿赂，为之请求“通市贷死”，一时江南人心汹汹。迫于舆论压力，胡宗宪为了自保，违背先前的诺言，向朝廷提请处死王直。最后由皇帝作出裁决，支持胡宗宪的提议：王直就地斩首示众，叶宗满、王汝贤姑贷不死，永远戍边。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在杭州官巷口斩首示众。

　　剿与抚两手都以失败告终，财政已经不堪重负，必须另谋出路，于是乎开放海禁提上了议事日程。

　　海禁开放

　　隆庆元年朝廷准许开放海禁，决非偶然之举。从明初以降延续二百年的海禁政策开始宣告废弛，允许商民可以前往东洋、西洋与外国商贩进行贸易，使得“私贩”转化为“公贩”，即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明朝应邀派兵前往援助，战事骤起，海上形势吃紧，兵部重新申严海禁。其后随着战事的消停，海禁也渐趋松弛，直至废止。或者说，沿海商人可以合法地前往东西二洋贸易，但是与日本的贸易仍旧处于禁止状态。这实在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政策，而且很难收到实效。明末的徐光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对于开放东西二洋贸易的同时仍然禁止日本贸易，颇为不解，事实上也难以做到。不仅中国商人出洋后难以控制，而且西洋商人也会乘虚而入，填补空缺。“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在他看来，既然开放东西二洋贸易，又要把日本作为例外而继续禁止，是不合时宜的，开通与日本的民间贸易，是合乎世界潮流之举，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徐光启与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有深入的交往，对世界大势了然于胸，说得有理有节。日本所需中国商品，通过月港、澳门、台湾、马尼拉等渠道，源源不断运入，海禁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题准的“许贩东西诸番”，具体是指在漳州府的月港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商人出海往东西二洋贸易。与之配套的是，把月港镇升格为海澄县，在此设立海关（当时称为督饷馆），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当时称为商税），使得以往的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

　　月港贸易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福建一地，诸如发展了地方经济，增加了多少税收。它的意义带有全局性——最高当局第一次批准民间商人可以出海，可以与外商贸易，否定了沿用达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在漳州月港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此后，随着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繁荣，从侧面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全球化的大航海时代，开放海禁是唯一可取的选择。统治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

　　摘自：《晚明大变局》，樊树志著，中华书局，201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