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初查能手”：细节决定成败

　　再高超的作案手法也会留下蛛丝马迹，更何况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长宁反贪局侦查一科副科长张磊，一名80后的反贪能手。巨蟹座的他一直给人以细心、周到的印象，他曾说：“犯罪分子自以为做事神不知鬼不觉，孰不知早已留下了蛛丝马迹。”

　　在侦破原上海市长宁区住宅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江伟受贿案的过程中，江伟一度否认自己利用巧构公司进行“剥皮”牟利，称其“与巧构公司毫无关系”。但在初查时，张磊早已通过调取证券交易软件后台操作记录中用户的IP地址，证实江伟曾在其住处利用巧构公司的证券交易账户进行股票买卖行为。这一有力的证据当场击溃了江伟的心理防线，成为了案件的重要突破口。

　　在张磊看来，精细化的初查往往会成为案件突破的决定性因素。在侦破原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朱启珩受贿案时，张磊就带领长宁反贪的干警们建立了初查线索管理制度，运用初查导图进行信息收集、甄别和分析作案手段，对每个有效信息作发散性思维，并将发散性思维具体化。利用初查手段，深挖细节，按照初查导图传递的信息，客观、全面、细致地收集犯罪证据，为案件突破找准方向。绿化、灯光和渣土是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三大主要职能。反贪干警们有的放矢，结合举报内容，调取了近几年来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在这三大板块的招投标材料和施工合同，在将相关业务单位按照业务量由高到低排序后，涉嫌经济问题的业务单位便逐一浮出水面。

　　指挥室的“定海神针”：风险决策破难关

　　行贿嫌疑人死咬12小时的法定协助调查时间，拒不配合调查，始终只字不说，难道反贪干警就束手无策了吗？

　　作为官员朱某贪污案的关键嫌疑人之一，姚某在得到朱某被调查的风声后就立即咨询律师，决定三缄其口，对自己所了解的犯罪事实拒不交代，因为他觉得“坦白就会被惩罚”。眼看12小时协助调查时间就在眼前，难道就让此案陷入僵局吗？但若是立案，关键的口供证词无法获得，案件又如何突破？是立案，还是放弃？反贪干警们一时举棋不定、犹豫不决。

　　情况迫在眉睫，分管反贪的副检察长刘晶和反贪局负责人唐建中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和突破的进展过程，判断：经过近12小时的协助调查，姚某侥幸心理应已减弱，于是当机立断拍板：对姚某立案并适用强制措施！

　　领导的风险决策，无疑给反贪干警们吃下了一粒定心丸。在随后的审讯突破过程中，侦查人员结合案件内容不断揣摩姚某的心理活动，找出其性格弱点，采取针对性的审讯策略，逐步掌握了审讯的主动权，最终在传唤阶段突破口供。

　　不仅如此，从牵头与区纪委等单位部门合作，到战前指挥、研判，再到侦查过程中的风险决策和节奏方向的把控，长宁反贪局依靠院领导的系统指挥和局领导的高效协调，形成了分工明确、高效有序的办案机制。整个反贪团队上下一盘棋，精诚团结、奋力拼搏，破获了区内多起高难度的职务犯罪大要案。长宁区检察院反贪局充分利用两个“12小时”（协助调查、传唤），通过缜密侦查，分类分层次审讯，实现了较大的突破成功率。从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在区绿化和市容管理领域侦破职务犯罪案件9件9人，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攻坚克难的“取证能手”：形成取证“宝典”

　　行贿人携带赃证、赃物出逃境外，反贪干警们要如何取证？

　　2011年3月，长宁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到举报，某航空公司常务副总、规划发展部总经理陈新有重大受贿嫌疑。接报后，长宁区反贪局立即组织调查。

　　然而，案件侦办很快出现了瓶颈，由于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获取证据的合法性有严格要求，所有行贿人员的证词及相关证据收集只能是在我国境内形成，这给获取行贿人员的证词及相关证据带来了巨大困难。案发后，相关人证、行贿人员均闻风出逃境外，关键钱款凭证无法获得。本案的三大行贿人均是外籍人士，案发后均离境，而且行贿人员的行贿款项几乎均在国外通过海外地下钱庄予以转付。这样一来，取得相关关键钱款凭证证据难度很大，一笔笔犯罪交易的资金流向又要如何查清呢？案件取证一时陷入了僵局。

　　时任长宁区反贪局侦查二科科长的成学松在局领导的统一部署下，迎难而上。他详细了解行贿人朋友、家属和下属等非涉案第三方的情况特点后，带领反贪干警迅速制定方案，通过有步骤的接触、约谈，同他们讲清利害关系、法律政策和司法后果。多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成功劝说他们协助破案工作，使境外涉案行贿人员一一到案。成功获取4名行贿人行贿1400余万元的相关证据。

　　除此之外，长宁区的反贪干警们针对贿赂案件的法律难点，进行梳理分析归类，形成了针对性较强的取证“宝点”。如对犯罪手段日益隐蔽化的情况，针对各种以期权交易、委托理财、中介斡旋等新手段行受贿，查证时要重源头重实质，不被表面现象迷惑；又如针对行受贿双方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如亲友间、商业伙伴的合作关系，查证时要重职权与利益，准确界分法律关系。

　　审讯室里的“突破高手”：攻心为上

　　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有一条底线，犯罪嫌疑人自从踏入审讯室那一刻，这根线就一直紧绷着，那反贪干警会如何快速斩断这条线呢？

　　审讯室里，80后的长宁反贪干将毕海，冷静思考、沉着应对，仔细观察着对方的言谈举止，力图从中寻找突破口。

　　面对反贪干警的讯问，原上海市商务委机电和科技产业处处长臧新兴依旧态度强硬，拒不承认在审批机电产品进口许可证的业务过程中，多次收受贿赂30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对于反贪人员掌握的证据，避重就轻，甚至拿出平时工作中“官老爷”的做派，对年轻的反贪干警不屑一顾，还信誓旦旦地说：“你们一定是搞错了，红头文件上没写的，我一概不做，怎么可能犯罪呢？”

　　在讯问过程中，毕海发现，臧新兴虽然对自己极度自信，但这都源于他人对其职权的追捧；同时，他的家庭观念特别重，多次骄傲地提到自己有一个十分优秀的儿子，与儿子的感情非常深厚。毕海便抓住这两个关键点，提出三个问题：

　　“你的光环是来自于自身魅力还是来自于你的职位？”

　　“你的家人都被拉进了权钱交易的漩涡，你对家庭尽到应有的义务了吗？”

　　“如果你的孩子得知你做了这些不光彩的事情，他还会为你感到骄傲吗？”

　　在这三个问题面前，臧新兴的自我膨胀顷刻被戳破，顿时没有了最初的嚣张气焰。分析人物性格、抓住事件要害，反贪干警个个击破，层层拆穿，最终，攻克了顽石堡垒，牢牢把握了审讯的主动权，一举攻破其心理防线，臧新兴终于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相当多的腐败案件与养情妇、包“二奶”有关，从情色交易到与情人的共同犯罪，已经成为官员贪污腐败的直接动因。在官员朱某的受贿案中，侦查人员发现朱某与他的第二任情妇李某育有一子，李某名下有多处房产，生活奢侈。因朱某有严重的“养儿防老”的封建思想，他迫不得已与自己的第一任情妇胡某分手。所以，在朱某心中，胡某是他最对不起的人。借由朱某对胡某的愧疚之情，审讯中，侦查人员没有从情妇李某入手，而是询问朱某他的第一任情妇胡某的相关情况，以此打开朱某的内心防线。最终朱某供认了自己的所有犯罪事实。

　　深挖犯罪的“侦查干将”：集体腐败连窝端

　　曾几何时，“法不责众”被一些腐败官员奉为“护身符”，他们觉得人越多，越安全。但是长宁反贪的“侦查干将”将一批集体腐败案连窝端掉，“法不责众”变成“法必责众”。

　　长宁区反贪局的干警们在多年的办案过程中发现，犯罪分子在国有企业一些行业或领域形成了职务犯罪的潜规则，查办的很多案件都带有明显的行业性和领域性特征，往往出现查一件带一串，查一人挖一窝的现象。五年来，长宁区反贪局共查办窝串案64件88人，在国有企业、医疗卫生、环卫等领域，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如航空货运、外贸行业等领域查办了一批典型的窝串案。

　　2014年2月，长宁检察院收到举报信，称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胶粘制品部吴伟、赵维芬2人有虚假报销的情况。局长立即召集全员召开案件分析会，围绕线索的多种可能性拟定初查方案，凭借多年在反贪工作的办案经验，长宁反贪局二科科长陆建中敏锐地意识到，这起案件绝非虚假报销这么简单，发生在国有企业的行受贿案件往往带有明显的行业性和领域性特征，很可能是一起内部窝串腐败案。陆建中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厘清橡研所内部采购、生产，再到销售等每一项职能。

　　在调查过程中，侦查人员发现，单位外包代加工业务是橡研所的主要经营手段，而部门经理权利极大，尤其在原材料、发包生产的价格上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于是迅速锁定涉案部门主要负责人，调查其不正常经济往来情况，蔓引株连，一场围绕外包代加工业务的初查突破迅速拉开，侦查人员组成讯问、调查、取证等小组，顺藤摸瓜，从一案中牵出多个大案，一举侦破该橡塑、橡胶制品部收受外发加工单位贿赂款的窝串案9件12人，涉案金额共计170余万元。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刘雨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