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持续了30年的人文学科建设工程，有的学者笔记记了几麻袋，有的学者在外地租住地下室查资料，有的学者离世后同事毛遂自荐接过未完成的部分……他们矢志不渝，从未中辍。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陈伯海领衔，前后30多位学者参与，最终推出8种专书，形成960余万字规模的“唐诗学书系”，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全套推出。近日，“唐诗学研究的继往与开来——唐诗学书系出版座谈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名专家与会研讨。本报记者在参会中探访到“书系”背后的感人故事。

　　“工程师”架构唐诗学

　　陈伯海研究员的研究，跨越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哲学、美学和文化等领域。但他作为“唐诗学书系”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却对唐诗学用情最深，三十余年锲而不舍。

　　在华东师大读本科时，伯海先生就喜爱唐诗。“文革”后期，学校关门，大家都不敢看属于“四旧”的民族文化书籍。幸运的是，伯海先生的父亲给他留下了整套的《四库备要》，装在考究的专门书柜里，列满整墙。以前只是查询资料偶尔光顾，此时却成心灵避难所。他系统地翻检着素来心仪的唐人文集，沉潜于辉煌时代的艺术宝库。一边诵读，一边做札记，他兴起了研究唐诗的念头，亦为日后从事唐诗研究开了先路。

　　上世纪的1977到78年，伯海先生被教育部借调到北京编语文教材。其间，得空他就赶去各大图书馆，看唐诗学的材料到闭馆才回来。陈先生深情地回忆，那时只要开出书单，图书馆管理员就会捧出大叠线装书任你翻看。即便不能经手的孤本、善本，亦可通过录影胶卷检索。就这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通检了北图所藏历代唐诗选本及相关典籍，也为后来的唐诗学研究做了初步积累。1979年陈伯海先生回到上海师院任教，辅助马茂元教授带研究生，与先生合撰《隋唐五代诗歌概述》，并从社会学、文献学等角度完成数篇论文，进一步摸清了“唐诗学”的家底。80年代中期，他在《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刊发《唐诗学史之一瞥》的长文，发出“唐诗学建设工程”上马的信号。

　　麻袋装卡片来之不易

　　“唐诗学书系”不同于一般的“丛书”，《唐诗书目总录》与《唐诗总集纂要》属唐诗目录学，《唐诗论评类编》、《唐诗学文献集粹》及《唐诗汇评》属史料学，而《唐诗学引论》、《意象艺术与唐诗》、《唐诗学史稿》则从不同角度就唐诗学原理及其学科发展史进行理论性概括，它是唐诗目录学、史料学和理论总结三方面的有机统一，自有系统。

　　陈伯海研究员作为“总工程师”，他在“唐诗学书系”还没有影子的时候，就已经为今天的规模画好了“图纸”。这样一个浩瀚的“大工程”，一个书系，排起来一长排，960余万字，在没有电脑的时代，尤其是资料部分，是学者们在卡片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再分类成目，编纂成书的。

　　“唐诗学书系”历经30年字字句句积累而成，上海师大的朱易安、池洁等学者不会忘记，当年他们在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唐诗汇评》副主编孙菊园的带领下，到北京查资料，因为经费紧张，租住在北京的地下室。有次孙菊园老师拿着暖瓶自己去打开水，下楼梯时脚下一滑，手中的竹编暖瓶壳松了，瓶胆落了下来，滚烫的开水泼到她的腿上，她仍然坚持边养伤边工作。吃饭如何解决？他们带个电热杯去，在外面买点面，买点菜，下鸡蛋面吃，顿顿如此。回上海来去都是火车硬座。那时候火车开不快，车上又挤，但他们不以为苦，一坐就坐个通宵。大家跑完北京的图书馆，就到南京江苏图书馆古籍部、杭州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等处查资料。有的人卡片都拿麻袋装。这些资料至今仍保存在上海师大古籍所“唐诗学文献资料库”里。张寅彭先生是当代著名清诗话专家，当年他大学毕业不久，和黄刚先生一起，合编《唐诗论评类编》，那120万字的卡片，就是按陈先生拟定的纲目和分类，从一个个图书馆，用钢笔和小纸片，一张张、一字字手抄笔录下来的。

　　大家分头做的课题卡片，最后都会在陈伯海研究员这儿汇总，他每个字都要认真审阅。有一回，他把那些卡片上有问题的字一个个都校出来，加以改正，然后分发到各位参与者手中。但是，出版社来了清样，他认真一看，滑稽，他改过的却全被改回来了。于是，他又把整个书样认真地校改一遍，如此之大的工作量，陈伯海先生的视力由此一下子就坏了下来。

　　搬米袋换看善本

　　在做书系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非常不容易。《唐诗汇评》副主编朱易安和学者池洁，有一次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为了看稿本、善本、孤本，什么办法都想了，人家就是不给看。怎么办呢？他们守在图书馆，看到人家在运米，就跑上去帮着把米一袋袋往上搬，朱易安是女同志，人家看了很感动，就给看了。

　　学者要做成一件事，缺不了这种“钻”的精神，更缺不了奉献精神。学者池洁为人淡定，长期以来不要名不要利，到现在还是讲师，他的文章都在《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过，但他就是不报副教授。他说原因很简单，现在教授太多，讲师少，物以稀为贵。在研究推进的过程中，查清华、文师华、胡光波等新一代学者，也都有过深感透支过度、力不能胜的阶段。但是，每当他们与陈伯海先生有过一番交流，就能又一次吸收到能量，即便这种交流只是通过书信。胡光波在毕业后，收到陈先生四十八封信，多是询问他对唐诗学材料的整合进度，或指导当读何书。胡光波在《伯海师：一个真实的人》中写道：“学生虽年届半百，而仰依先生不止”，读来令人动容。

　　临终憾事盼接力

　　学者刘初棠是诗学家马茂元先生的学生，当时他是《唐诗汇评》的副主编。他临终前因中风躺在床上，但舍不得走，喃喃自语：“还有很多材料没有补进去。”真是志未竟，身已消，风流去。

　　未竟之业，总得有人来完成。增订六卷本《唐诗汇评》时，华中师范大学陶敏教授不幸逝世，他在湖南湘潭师院时的同道李一飞教授与他关系很好，向陈伯海先生致信表示愿意重新修订陶敏所完成的部分，并接过剩下的编撰任务。接力，不再让30年漫长得接不起来，志向在，书系就在。

　　30年，是三代学者的接力。10年一代人，陈伯海、陶敏、孙菊园、刘初棠、李一飞等是第一代，黄刚、朱易安、张寅鹏、池洁等是第二代，查清华、李定广、文师华、胡光波、付蓉蓉、许连军、胡建次、王顺贵、张红等是第三代。还有在这里不曾提及的十数位学者，他们共同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做出卓越的贡献，把自己最有质量的生命奉献于建设“唐诗学”，并为这门学问建立、发掘和清理了广泛的历史资源，提供了大量切实的基础材料并进行初步的理论概括，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底基。同时通过“书系”的组合，建立了一套从目录学经史料学、再提升至理论总结以研治唐诗学的研究方法。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批学者的坚心素志，没有他们，就没有“唐诗学书系”。

　　记者手记

　　使命

　　30载春秋，时序代谢。陈伯海先生和他带领的学者们，把头埋在故纸堆里翻检，他们要寻找什么？

　　陈伯海先生既受家学滋养，又得承名师亲炙。他的父亲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博士研究生，在美取得学位。陈先生自己读书勤奋、涉猎过大量西方哲学和美学著作。曾师承钱谷融等先生，还做过马茂元、王元化二位先生的助手，与二位大学者其情可谓“平生风义兼师友”。这样的学术继承与影响，使得他长于哲学思辨。

　　长于思辨，就最忌空疏。陈先生对学术材料的态度，令人敬佩。他想要通过学术研究激活传统中有价值的部分，他把唐诗学当成一个“生命体”来对待。于是，带领一批学者用他们最精华的生命，赋予“唐诗学”以熠熠风神，让它以充沛的生命力和后人对接。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使命。学者的使命，就是在静默和沉潜中，用自己的生命能量，发掘学术的价值，让学术为当代社会和以后的社会服务。传承价值，他们足以自傲：30年一个书系，从手抄卡片开始，我们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