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弹演出场所的大小和多少，评弹听众的多少，都是衡量评弹繁荣与否的标志。早期评弹演出是在村舍茶肆，仅有几十到一两百个座位。若遇名家响档，听众超过两百，所谓“双出百”，已是不容易的了。评弹进入大中城市后，听众渐多，有了专业书场，座位扩大到四五百座。随着广播电台的兴起，有了“空中书场”等设施，听众面就更大了。上海解放后取缔了舞厅，改建了书场，座位扩大至八百、近千个。有时还去剧场演出，有两千左右的座位，还常满座。1959年评弹进入近万座的文化广场演出，可以说是其巅峰期的一个标志。

　　文化广场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演出场所，舞台台深约19米，台口约21米，座位近万。此前，评弹从未进过这样的大场子。那是在1957年8月，上海音乐家协会在文化广场举办“星期音乐会”戏曲专场，邀请上海评弹团参加。蒋月泉、朱慧珍双档在专场中演唱了弹词开篇，听众反响热烈。上海评弹团由此产生了进文化广场演出的设想。1958年夏，为了满足听众的需求，也为了国家在经济困难时期回收通货的要求，上海评弹团开始了进入文化广场的首场演出。

　　第一场演出是在1959年7月11日，名称是“开篇·选曲·分回大会串”，包括严雪亭、朱雪琴的《杨乃武》选回，杨振雄、杨振言、朱慧珍的《长生殿·絮阁》，开篇选曲有蒋月泉《莺莺操琴》，徐丽仙《新木兰辞》，江文兰《大九连环》，周云瑞《私吊》，张鉴庭《懒惰胚拾鸡蛋》等。评话有张鸿声、姚声江的《八虎闯幽州》。第二场是7月12日，节目为严雪亭、张鉴国《顾鼎臣》的选回，朱雪琴、郭彬卿的《梁祝·十八相送》，开篇选曲有蒋月泉《战长沙》，徐丽仙《黛玉焚稿》，朱慧珍、江文兰《夏收夏种》，薛筱卿《见姑娘》，周云瑞《情叹·离魂》，杨振雄、杨振言《武松·杀庆》等。

　　这两场的票价分2角、3角5分、5角三种，团体票限购50张，个别票限购5张。放票后立即就有听众排队。结果，两场共售出一万三千余张，平均每场六千多张，演出时剧场反应热烈，演出后好评不绝。听众来信要求经常安排，定期演出。评弹演员们原本惯于中小型的书场，对这样广场式的大场子，不免有些紧张。但演出后觉得，文化广场的音响设备非常好，听众都能集中精力欣赏，场内秩序井然，迅即建立了信心，说噱弹唱演左右逢源，各显神通。

　　自1959到1961年，逢节庆日或暑期，上海评弹团都常组织去文化广场演出。每场演出各具特色，除演出整旧的传统书目和新编的历史节目外，1960年春节还演出过两场原创现代书目，包括青年队的《向秀丽》，蒋月泉的开篇《迎春曲》，徐丽仙的《开门红》，朱雪琴、郭彬卿的《保炉英雄》，杨振雄、杨振言的对白开篇《万水千山赶牛来》，蒋月泉、徐丽仙的短篇《错进错出》，严雪亭、朱慧珍的短篇《礼拜天》等。最后还有全团的大联唱《上海英雄颂》，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其时，以评弹谱唱毛泽东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获得全国的好评，上海评弹团见此，更发动演员们多搞诗词谱曲，出现了不少新作。1960年7月30日、31日，为庆祝建军节，上海评弹团在文化广场演出了以诗词谱曲为主的专场，节目有谱唱的毛泽东诗词《蝶恋花》《送瘟神》《沁园春·长沙》《长征诗》《六盘山》以及开篇《毛泽东思想放光芒》等。

　　在文化广场演出，激发了评弹演员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吴子安和张效声双档演出评话《威振海外》时，将道具折扇改为实物乒乓球拍，虚中有实，虚实并济，突出了“球拍扬威”的主题；张鉴庭在演出《懒惰胚拾鸡蛋》和《暴落难》开篇时，凭其演出经验，改坐唱为走场，利用舞台空间加强了表演和动作，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为适应大舞台的演唱，上海评弹团倾全团之力编演了大联唱《上海大英雄颂》，由蒋月泉、严雪亭、张鉴庭、薛筱卿、朱雪琴、徐丽仙等各流派唱腔的创始人以及流派唱腔的正宗传承者朱慧珍、周云瑞等，演唱当时上海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劳动模范，激情充沛，声势浩大，激励起全场近万听众热情沸腾。除上海评弹团老中青演员轮番登场外，演出中有几项还邀请了评弹青年培训班成员、业余评弹辅导班骨干参加，成了上海评弹界的一件盛事。凡参加了文化广场演出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引以为豪，过了几十年，还对之津津乐道。

　　评弹进文化广场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后评弹艺术革新、创新成果的一次大展示，是上海评弹团建团近十年来在书目创新整旧、艺术的创新发展上的一次大总结，也是上海广大评弹爱好者的一次大欢聚，可以说是评弹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