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逝于上海。章太炎生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逝于苏州。师生二人都曾经生活、战斗在上海，谢世前后仅相隔4个月零5天。今年是师生二人逝世80周年，特撰文纪念。

　　思想上有许多共鸣

　　在章太炎的弟子中，鲁迅与章太炎相交甚笃，他自言受章太炎影响极深。因为《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入狱，为世人所知，鲁迅开始关注章太炎。也就在这个时候，章太炎在西牢所作《狱中赠邹容》及《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传到日本，“最为鲁迅所爱诵”。这几首诗，鲁迅几乎记了一辈子。鲁迅临终前10天撰《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将这几首诗全文收录，说这几首诗“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

　　鲁迅与章太炎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著名的爱国者，为救国救民舍生忘死、嫉恶如仇，自觉地将唤醒民众作为自己天然的使命；两人皆浙江籍，且家乡相距不远；两人都出身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家庭背景十分相似；章太炎年长鲁迅12岁，年龄相差不大；鲁迅与章太炎都熟悉旧学，深受浙江传统文化影响，尤其是受浙东学派影响较深，地方主义对他们影响也较大。因此，两人结为师生之谊后，思想上容易产生共鸣。

　　章太炎因“苏报案”刑满释放后东渡扶桑，7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为章太炎召开欢迎大会。鲁迅著作中未提及他是否参加了这次欢迎会。

　　章太炎抵日本后，在主持《民报》笔政的同时进行讲学，所以鲁迅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在日本将他的目光聚焦在三个问题上：一是要不要实行推翻清政府的暴力革命？二是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三是要不要进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的社会革命？章太炎关注的焦点问题正是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焦点。

　　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当时也有三个关心的问题：一是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在何处？这些问题使鲁迅十分苦恼，一时找不到答案。

　　鲁迅在日本是《民报》的忠实读者。他在《民报》上看到了章太炎关注的三个社会问题。表面上看，章太炎关注的是国家，鲁迅关注的是民众，但是国家以民众为本，所以章太炎与鲁迅关注的问题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从章太炎犀利的言论里，鲁迅觉得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章太炎十分重视革命舆论，他认为要推翻清政府，必须启发民智，廓清莠言，解放思想。章太炎抵达日本两个多月后，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并成立“国学振起社”。他说，“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如果“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章太炎希望国学在救亡图存中起到积极作用。他说：“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们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学，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章太炎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社”的消息传来，鲁迅此时正在“医学救国”与“改良社会”之间犹豫徘徊，因此，他没有成为章太炎在日本的第一批弟子。鲁迅经过反复权衡和比较后，终于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着，是在改变他们精神。”鲁迅认为，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他十分赞赏章太炎对旧社会、旧道德的批判，决定像章太炎一样，拿起笔向封建制度和封建精神枷锁宣战，改造人的精神，改变国民的劣根性。可以说，鲁迅最终弃医从文，选择革命文学、唤醒民众之路，受章太炎的影响是巨大的。

　　章太炎的入室弟子

　　鲁迅弃医从文后，与革命党人陶成章、龚未生、陈子美、陶冶公等交往日频，“陶成章和龚未生几乎每日必至”。在章太炎的寓所里，除鲁迅外，“另有章行严、秋瑾、周作人、吕操元、陈独秀等亦为（太炎）座上客”。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

　　鲁迅正式与章太炎交往，始于1908年。1908年初，章太炎在东京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开设“国学讲习会”，后移往日本帝国教育会，最后改在神田地区的大成中学讲堂。章太炎讲授的内容主要是《说文解字》。鲁迅当时寄居在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家里，同宿者尚有许寿裳、朱希祖、钱家治、周作人等。此时朱希祖、钱玄同、龚未生等已经在大成中学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都交口称赞章太炎的课讲得好。

　　鲁迅兄弟想听章太炎的课，可是章的授课时间和他们的俄文课冲突，于是委托太炎先生的女婿龚未生代为请求，希望周日为他们开一个特别班，讲授《尔雅》和《说文解字》。章太炎欣然答应，决定授课地点就在他居住的《民报》报社内。

　　7月，特别班开始授课。参加这个班的学生有8人：鲁迅、许寿裳、钱家治、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朱宗莱、龚未生。特别班开课后，章太炎在大成中学所设的大班并没有中辍。钱玄同等人既在大班上课，又在特别班听课，地地道道的脚踏两只船。从此时开始，鲁迅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

　　鲁迅等人在《民报》听课，每周至少2次。鲁迅不仅仅自己去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还让周作人同去听讲，同时写信给三弟周建人，对他说：“《说文》是不能不学的。”信中，鲁迅让周建人买一册《说文解字》自学。

　　鲁迅等8人的特别班设在《民报》社的一间陋室里，师生席地环几而坐，章太炎按《说文》部首“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枯燥的材料运用说来，很有趣味”。章太炎“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流，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鲜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鲁迅十分认真地听讲，用功地做笔记。他“极少发言”，总是默然听记，仅有一次为文学定义问题向太炎先生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与鲁迅相反，钱玄同“发问和辩论最多”，又喜欢在席间爬来爬去。鲁迅于是给他取了一个绰号“爬来爬去”。这个绰号跟随钱玄同许多年，数十年后，鲁迅见到钱玄同还戏称他为“爬翁”。

　　章太炎授课后离开教室，鲁迅等8个学生经常聚在一起核对笔记。鲁迅当年的听课笔记严谨工整，后易名为《说文札记》出版。鲁迅笔记、朱希祖笔记、钱玄同笔记现皆存于世。章太炎讲授完《说文解字》后，继续讲了《庄子》《汉书》《文心雕龙》等，前后约1年多时间。

　　鲁迅在听课期间，于1908年8月至12月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两篇论文。鲁迅的这两篇论文与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和《四惑论》，在观点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见鲁迅受章太炎思想影响之深。

　　在《民报》听课期间，鲁迅兄弟当时正在翻译俄国作家的小说《一文钱》。译稿完成后，兄弟俩请章太炎为译稿润色，章太炎作了若干改动，并将小说发表在1908年6月的《民报》上。

　　1909年春夏之际，章太炎请印度梵师密史逻讲授梵文，约鲁迅兄弟同去听课。鲁迅当时准备回国，无法听课。周作人去听了几次，因为听不懂，半途退出。鲁迅回国后，于1911年初与同门许寿裳、朱希祖等章氏弟子，将东京的听课笔记进行整理，集资出版了《小学答问》，这本书就是章太炎在东京讲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