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父毛楚恩，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Arrig Foa）的学生，和谭抒真先生师出同门。在交大读书时，他和钱学森都参加了校乐队，他拉小提琴，钱先生吹圆号。

　　他还学过长笛（香港影片《清宫秘史》后期配音时，制片厂从上海工部局乐队借调了三个乐队成员：指挥黄贻钧，小提琴谭抒真，长笛毛楚恩），当年报考工部局乐队，凭的正是长笛。考题是视奏一首降G大调的曲子。面对一份有六个降号的陌生乐曲，立时就要演奏，难度是很大的。他灵机一动，干脆按G大调来视奏，这样一来，乐曲升高了半度音，而所有的降号就都可以无视、只要把一个音吹高半度就行了。

　　半度音的差别，细微到一般人的耳朵都难以辨别，但主考官是富华的老师梅百器（Mario Paci），他的耳朵应该是骗不过的。然而他居然放了一马，让毛楚恩通过。（事后他说，他是赏识这点小小的即兴应变能力，所以“网开一面”）。录取后，分在了小提琴声部，乐队整编成上海交响乐团后，仍是小提琴演奏员。

　　“文革”中，他自然成了工宣队的监管对象。一天吃罢午饭，他在一张长板凳上小睡。两个工宣队员走过看见，大为惊奇，相顾而言：“迭个人问题介严重，还睏得着！”（“这个人问题这么严重，居然还睡得着？”）

　　“文革”中的一个夏夜，他悄悄地为家人拉几首小提琴曲。演奏尚未终曲，只听有人轻声叩门。乐曲戛然而止，气氛无比凝重。倘若门外是“革命群众”，罪名是难逃的。硬着头皮去开门，只见门口站着几个年轻人，彬彬有礼地说，他们是循着轻轻飘荡在夜空的乐声找过来的，希望能当面聆听演奏。人心难防，我岳父还是婉拒了他们。

　　他是傅雷的好友。“文革”前，傅雷打桥牌总让他做“搭子”。我问过他，傅雷牌品如何，他笑着说不怎么样，输了爱发脾气，怪这怪那。后来见我对翻译兴趣渐浓，他告诉我傅雷有个习惯，每天译得的文字（千字左右，不会很多），常在晚饭后念给围坐的家人听。这个很有画面感的场景，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傅聪小时候离家出走，寄住“毛伯伯”家两周之久。傅雷赌气不理，最后还是梅馥去接儿子回家。此事《傅雷家书》中似有记载。傅聪成名且得以回国后，几乎每年都来看望毛伯伯。我在旁听他俩叙旧，不止一次想请傅聪先生即兴弹一曲，终因顾忌琴不够好，始终未敢造次。倒是有一次潘寅林来借谱（记得好像是帕格尼尼的《钟声》）时，我鼓足勇气请他演奏一曲，他爽气地答应，拉了首曲子。如此近距离地听名家演奏，感觉真是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