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运作中，采用预约券营销模式，到大城市发售。每到一地，就举行一次茶话会。邀请进步资本家、各界开明人士乃至国民党要人来参加，请他们签名购买预售书券。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国民党高层和民主爱国人士，支持这一出书计划，踊跃购书，使鲁迅全集的出版成为可能，至少是加快了鲁迅全集出版的进程。当时救国会主席沈钧儒也在武汉，他为出售《鲁迅全集》预约券举行了一次茶话会。第一个来签到的是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他一进门就很动感情地说“我实在对不起鲁迅先生”，因他在宣传部长任内，曾不得不对鲁迅的一些著作加以禁止或删削，但他又是鲁迅先生的同乡与好友。他接着说，我今天有事不能参加会，但我一定为出版《鲁迅全集》尽一份力。说罢，拿出1000元钱，订购了10部。在邵力子的带动下，国民党官员也纷纷认购，其中孙科一次性预购鲁迅全集10套。这样，在武汉一下子筹得资金数万元，解决了很大问题。周恩来同志当时在武汉主持八路军办事处，他对《鲁迅全集》出版极为关心。积极想方设法宣传推介，一次就预售掉二三百部，获得了几万元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预定了许多部，其中一部分是投寄到延安和辗转送达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上海鲁迅纪念馆乐融副馆长告诉笔者，现纪念馆收藏的一套《鲁迅全集》，就是当时在皖南新四军工作的革命前辈夏征农捐赠给馆里收藏的。有了这些来之不易的运作资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上海留守人员马上购买纸张，开机印刷，为《鲁迅全集》付印，按期出版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鲁迅生活工作的上海，预购也出人预料的非常踊跃。由于普及本是通过预订方式发售的，8元定价属价廉物美，其时许多新文学作家都预订了平装本的《鲁迅全集》，以示学习和纪念。当时上海很多印刷工人很敬仰鲁迅，虽然大批工人失业，可一听说要出版《鲁迅全集》，他们热情很高，主动降低印刷收费。当时远在美国积极推动《鲁迅全集》征订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闻之《鲁迅全集》出版，特赋诗一首表达他的喜悦心情：“满地荆棘满天云，前路先生认得清，点起火把六百万，照人创造到天明。”

　　《鲁迅全集》出版后的影响

　　在日寇入侵、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上海出现新闻出版控制缝隙的情况下，许广平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当机立断，以民间的方式运作出版全集。由上海复社接手编辑，所用时间仅仅四个月。

　　这套全集出版后十余年间，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均被多次再版并很快售罄。此外，1940年10月延安解放社还据“复社”版印制了刘雪苇编选的《鲁迅论文选集》，翌年10月又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了姊妹篇《鲁迅小说选集》。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许广平又据全集前十卷，以《鲁迅三十年集》为书名，用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于1941年10月出版，其后又不断重版。据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士菁考证，全国解放前，“这部《全集》在上海共印过四次，在大连印一次，总数在九千五百部左右；《三十年集》的印数也大致相同。”在国民政府公开禁止和暗中破坏中，《鲁迅全集》和著作一版再版，充分显示了鲁迅著作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初版《鲁迅全集》第一次收编了鲁迅先生所有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两地书、翻译作品，以及鲁迅先生校辑的文史典籍和学术研究著作。可以说，这部全集是当时内容最全面的一部鲁迅先生著作总集，也是我国出版史上一部规模恢宏、装帧考究的稀世珍本。后来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鲁迅选集》等等，基本上都是在这部全集的基础上整理、编辑的。可以说，这为以后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通过《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广泛团结了全国各界抗日救亡人士，凝聚了社会民众力量，使鲁迅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1938年版《鲁迅全集》非常珍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整理和编校人员，均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鲁迅生前好友，鲁迅先生的学生以及许广平先生等。

　　二是蔡元培为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写了“鲁迅先生全集序”。他对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鲁迅的作品，包括著作、翻译、辑校的古籍这三大方面，尤其是鲁迅对新文学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再者，1938年版《鲁迅全集》现已存世极少。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首次印刷分为平装普及本和纪念本两种，共三种版本。新中国成立至今，1938年版《鲁迅全集》除了极少的馆藏和可能的个人收藏外，存世量极为稀少。特别是纪念本，如今所知道的仅有这么几套：一是大约在1939年，毛泽东通过上海地下党得到一套，编号为58。二是许广平生前送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一套，编号为001。三是鲁迅博物院藏一套，编号为17。002号为潘汉年所有，这套书曾为“潘案”档案封存，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

　　1938年版《鲁迅全集》版本可谓弥足珍贵。虽然《鲁迅全集》初版本历经风风雨雨，但其权威性和含金量并不因时光的流逝而磨灭。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准备将其作为国礼赠予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一套，当时已觅不到1938年版《鲁迅全集》，许广平先生得知后，从自己仅存的几套中，主动捐献一套，这才解决了难题。另据周海婴先生回忆，他曾在胡风家中见到过一套，但未注意过编号是多少。据悉，许广平生前曾珍藏两套，其编号如今已无法查考了。

　　被国人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他辛勤笔耕一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座绚丽璀璨的文学宝库。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景仰，也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和初版的《鲁迅全集》密不可分。到延安，毛泽东收到《鲁迅全集》后，经常阅读至深夜。毛泽东曾说：“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著名的“毛泽东1943年摄于延安窑洞，书桌上放着三本《鲁迅全集》照片”，就生动地记录下这一史实。这套《鲁迅全集》，被毛泽东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过了黄河，带到了西柏坡、香山，进了中南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总是把鲁迅先生的著作放在床边，直到晚年病重，还在随时翻阅。

　　作为初版《鲁迅全集》主要编辑和校对者的王任叔，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而功不可没。专家们给他加了八个“家”的头衔，即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杂文家、印尼史专家、翻译家以及秘密工作者等，还被誉为当时上海的“孤岛之星”和“先锋”。新中国成立后，王任叔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第一任大使，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和党委书记等领导工作。在 “文革”中被迫害，于家乡宁波逝世。1979年，他的错案和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著作也重新印行于世。

　　摘自《档案春秋》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