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集《《头顶一片天》》出版了。

　　十几年前，我出了一次车祸，很严重，卧床两年，做了七次手术。我后来的很多作品中都透着一股无可奈何的情绪，肯定跟这段经历有关。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只能躺着看天棚上的日光灯，坐姿成为奢望，治疗手段无效，前景渺茫，能否重新站起来、重新走路是每天思考的惟一问题，除了无奈和绝望还能有什么呢？

　　为了排遣恐惧和寂寞，我开始了文学创作。

　　记不得是第几次手术了，但可以确定是春天，室内已经停供暖气，又阴又冷。手术前一天，家人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去看看春天的太阳，再出去就该是秋天了。他们用医院的平车推我去晒太阳，一起看刚刚泛起的鹅黄的树叶，没有谈论第二天的手术，他们在听我一个人白话。我眉飞色舞地讲我的小说，讲我的人物命运。我的主治医生看到了那一幕，惊诧于我的举动。他不知道，在编织情节的时候，我是多么的享受和幸福。

　　所以，我的朋友说，我应该感谢文学，她保全了我的精神，没让我崩溃，没让我得抑郁症。

　　三尺床榻上开始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充塞了被缚者的挣扎，我的主人公大多面临绝境，起码也是身在囧途。杨八的主动卖肾，陆大壮的替人顶罪，丁大露的母女对峙，陈茜欲罢不能的婚外情……无一例外地展示着罗网中的情感和生活。这是我摆脱不掉的情结。

　　我对人面临痛楚和苦难，有着切肤的感受，我理解他们，体恤他们，想张开臂膀去拥抱他们。当杨八拼力杀人的一刻，我不忍下笔，在陆大壮被弟媳设计，赤身出现在母亲面前时，我不忍下笔，当丁大露卖掉房产仍无法唤回亲情，最后寂落地躺在病床上时，我不忍下笔，甚至，当陈茜的不伦之恋曝光时，我仍不忍下笔……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努力挣脱这种悲情的笼罩，想让写作变得快乐。

　　结果我发现，无论如何我都逃离不开对痛楚和窘境的刻画。或许为金钱，或许为身体，或许为理想，或许为爱情……有很多个或许，让人的一生在某一时刻处于深渊。我意识到，能去关注这一时刻，哪怕不能让我的人物们绝处逢生，我依旧给了他们温暖。

　　这就是我的小说。

　　后来，它们被陆续搬上银幕。先是《头顶一片天》，接着是《春天里》。《头顶一片天》改编的电影名字叫《捐赠者》，在2016年得了三个国际奖——韩国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意大利都灵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及摩洛哥马拉喀什电影节金星奖。我想，影片所以能打动几个大洲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评委，正是杨八的苦难和窘迫，让他们感同身受，即便他们衣食无忧，甚至养尊处优，但是他们的人生必定有过某种艰难时刻。我为此而感动，因为他们的善良和他们内心博大的爱，更因为文学的爱，艺术的爱。

　　我也感谢杨八们，让我的创作充满了和煦温暖的阳光。

　　我更感谢所有阅读我小说的人，你们有一颗仁慈、宽厚的心。(作者为吉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刻骨铭心》。近年在《收获》《作家》《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