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秦绿枝先生的《采访盖叫天》出版了。尽管是本新书，但其实收录的多为旧文，甚至旧得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几近湮没。也多亏诸位有心人的努力，百余篇文字才得以重见天日，让今天的读者有机会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代京剧宗师盖叫天的那些戏、那些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值社会巨大转型，文化领域的改造和变革如火如荼地展开。如果放在此背景下来考察，《采访盖叫天》的主体部分，亦即这一组1952年至1953年在《亦报》和《新民晚报》上连载的文字，自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秦绿枝在该书“代序”中说到采访缘起：“听他谈话确实有趣。就这样一来二去地和盖老有点熟了，于是就萌生了给他写长篇连载的念头。我那时所在的报纸叫《亦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办的一家小型报，版面上需要这样的稿子。可能盖叫天对我的印象还可以，我一说他就答应了”。所谓“版面需要”，很可能就像秦绿枝在《解放初怎么在上海办小报？》里谈的，当时“重要的新闻由《解放日报》来发，轮不到小报来抢先发”，相对而言，社会文化方面成为了较可选择与发挥的园地。“民族戏曲趁势兴起，于是我的采访重点转向了戏曲界，从此看了不少戏，认识了不少名演员，也写了一些可以保存的东西，如《盖叫天演剧五十年》等”。这样，反倒是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天地。

　　不过，文化采访其实也非易事。彼时进行了一系列的“老艺人”访谈，对他们的个人历史、演艺事业加以记录整理。仅就盖叫天来说，先后就有布谷、徐以礼的《盖叫天的艺术生活》，何慢、龚义江的《粉墨春秋：盖叫天舞台艺术经验》等。而秦绿枝的采访，之所以不仅在当时获得欢迎，直到今天读来仍有意思，大概要归功于，他的报道记录下一招一式背后的点点滴滴，有演剧分析，有生活气息，在具体情境里记述盖叫天的经验之谈，虽为吉光片羽，却能金针度人。

　　秦绿枝把这叫做采访的“距离”：“与盖老接触，我始终坚持着‘尊敬’的态度，他怎么说我都表示理解，表示接受。即使有疑惑，也不说出来，心里有数就是了。‘尊敬’也是我保持与盖先生交往的分寸，也可以说是一种‘距离’。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点‘距离’为好，太亲密了反而会生出厌倦的情绪来。”这里的“距离”，或许有着他作为记者自身的眼光和态度。眼光里，时有“戏曲改革的精神”，往往会用“新名词”来总结分析盖叫天的艺术，诸如“盖叫天说不出在演戏之前静一静，想一想，新名词叫做什么，我们告诉他：‘培养情绪’”；“盖叫天说这番话，一句也不曾引用‘思想斗争’这个新名词，他也许还不一定知道这个新名词。然而他说‘坐堂问案，自己狠狠地斗自己。’不是‘思想斗争’是什么？”态度里，有对戏曲界的独特理解，在相对冷峻的记述中，隐隐保持着自己应有的“尊敬”。

　　所以秦绿枝说，“记述盖叫天，经常和他接触，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戏在其次，盖叫天为人的风标第一。盖叫天今年六十六岁了，在台下他不是一个衰翁；上了台，他竟还是一个壮汉，生龙活虎，魅力无穷。我们为他那种百折不挠的对待艺术的态度而由衷地叹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句有名的古文，正是盖叫天的写照。现在盖叫天得到了过去从未有的荣誉。可是盖叫天还是盖叫天，你去看他，他还是老样子，只要他说戏，他马上就当你是个知音，滔滔不绝，毫无隔阂。这时你才恍然大悟，‘艺人’这个称号，只有盖叫天才能当得起。”以此作结采访，倒也别有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