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创业只是一场“草根族”的革命？创新只是昙花一现的偶然？“双创”热潮对国家来说有怎样的深层次意义？

　　近几年来，跑园区，做调研，接触企业家和投资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不断思考着“双创”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意义。

　　陈宪教授于199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起任上海大学教授。2001年起受聘为上海社科院博士生导师。2007年起在上海交通大学受聘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96年和2000年曾赴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短期合作研究。

　　陈宪教授于200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目前担任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一直以来，服务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是陈宪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

　　“双创”是“雨林法则”的中国实践

　　这几年，关注创业的管理学教授很多，但经济学家却不多。陈宪发现，以往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创业创新在新经济环境中的各种表现，而“双创”带来的动力、精神却值得将之放入中国经济的更深层次来讨论。

　　最近，陈宪教授的新作《创业创新——中国经济转型之路》正式出版，他认为“双创”对今天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有根本性意义。本周，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中院的办公室里，陈宪教授与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思考。

　　美国风险投资人维克多·黄和格雷格·霍洛维茨在《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中根据对创业创新实践的观察，提出了创业创新的雨林模型、雨林法则、雨林文化和雨林工具。

　　这些观点吸引了陈宪教授，许多思考与陈宪关于中国“双创”的观点不谋而合，陈宪认为当下中国的“双创”以及“双创”生态系统的优化就是一场雨林法则的“中国实践”。

　　“书中的‘雨林’是指人类的创新生态系统(即创新生态圈)。人的创造力、商业智慧、科学发现、投资资金以及其他元素以某种特别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培养萌发出新想法，并茁壮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陈宪说道，“不同于市场，‘雨林’聚焦人的行为，两位作者挑战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提出高于短期理性动机或超理性动机的社会行为。如果说理性动机是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说，那么，超理性动机就是基于人类的文化现象，且聚焦创新文化的对人的行为的概括。观察雨林，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虽然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与需要，但是创新却要求巨大的自我牺牲与自我约束以实现成功。这正是企业家精神，等价于超理性动机。”陈宪教授认为，借鉴这本书中的理论和经验，探究如何系统地激发创新，实际上就是讨论“如何激发超理性动机”和“如何让生态圈为激发超理性动机发挥更好的作用”。

　　大众、万众的力量值得期待

　　从理论的角度尝试探讨双创是有意义的，陈宪认为“双创是一场运动”“创业成功率低、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举措”等看法都有失偏颇，实际上这场“中国双创实践”应该置于更系统的视角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在他看来，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尤其是阻碍创业创新、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即来自“双创”的，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动力。尽管改革的难度很大，但陈宪指出，大众、万众的力量值得期待，唯有通过广泛的“双创”实践，倒逼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土壤和体制。这也正是如何形成良好的生态圈以激发企业家精神的问题。

　　就如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般，创业、创新不是孤立事件，需要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获得动力、机会和成长源泉，陈宪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利创新、创业的要素要按照某种“秘方”互相作用才能发挥效用。

　　生态圈的要素之一就是“人”。前几年以以色列的研究为背景，陈宪教授发现：“物质条件无疑是创业起步的基础，但是仅凭物质条件是不能从一个创业者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其中的关键是在于能否在无数失败面前选择坚持的精神力量。创业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是普世的，是可以共享的。”而近年在深圳等地调研的收获也证明了创业者的共同属性。“创新、创业成功的企业家都不是‘正常人’，在创业创新的过程中，他们曾有一千个理由放弃，但是最后却选择坚定地走下来。在创业者试错的过程中，利益往往很飘渺，倒是精神上的执着和坚定是实实在在的。”陈宪说。

　　大学应着力培养创业创新人才

　　孵化器既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物理空间，又对创业精神的激发和培育产生“化学反应”。经过几年的观察，陈宪告诉我们，中国的孵化器也经历了1.0-3.0的变化。“武汉是中国最早开办科技产业园的，那里面的孵化器可以算是1.0版本，它只是一个物业。接着发展到北京中关村2.0版的孵化器，再到深圳现在的3.0版，集孵化、创投和服务于一身。孵化器早已不仅是创业场所的提供，更核心的是对创业者提供风险、心理指导，甚至投资人深度介入的创业辅导。”

　　政府改革也是重要要素。陈教授认为“双创”引发或倒逼的改革任务是全方位的，包括政府监管架构和内容的改革，如对国有企业（资本）的监管体系和内容，对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和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有着为“双创”创造机会的重要作用；财税制度改革，它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联系紧密；税制改革关系到微观经济和创业创新的活力动力，预算改革则事关政府的“钱袋子”，进而与政府职能转变息息相关；以自贸区建设为标志的开放倒逼改革，将通过进一步降低门槛，减少审批，优化监管，为“双创”创造更加宽松、便利的环境，并进一步有效提供各种与“双创”相关的公共服务。

　　另外一个重要要素是教育。“创业创新人才既是人力资本，同时又内在着技术进步和企业家精神的可能性，是对中长期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要素。因此我们需要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陈宪说，“如斯坦福之于硅谷，麻省理工学院（MIT）之于波士顿；创业创新生态圈则为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提供不可多得的机会和条件，所以，二者互为因果、相得益彰。静态地说，创业生态圈对于吸引创业者、企业家至关重要；动态地看，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创业生态圈持续的生命力。”不过，他指出，我国的创业创新教育起步较晚，没有系统的做法，更没有成功的经验，而且中国的教育体制并不适应、更无法推动创业创新教育的发展。因此他呼吁，在创业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倒逼下，应推动新一轮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在未来中国，如果大学能够拥有更多自主权，则会更好地根据社会需要、特长来发展自己的特色，去探索，走上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

　　上海创新发展之路与经济格局有关

　　上海要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陈宪认为关键依然在于“双创”。“科创中心的内涵或源头活水就是创业创新，更准确地讲，就是内在创新的创业，基于新技术研发的创业。所以建设与之匹配的生态系统，决定了科创中心建设的效果和成功与否。”

　　与此同时，上海现有经济格局的哪些特点影响着创新发展呢？陈宪以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比重较高，大中型企业比重较高，是两个影响较大的特点。这就要求上海走出融合创新发展的道路。在各产业间内部互动和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现代经济发展表现出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跨界融合。让双创在融合创新中起作用，除了关注初始创业，更要推动平台创业，对上海至关重要。这里的融合包括产业融合和制度融合。

　　因此，陈宪教授指出，公司内部的平台创业和公司之间的融合创业或许是上海的机会。华为和海尔就是比较典型的平台创业的获益者。陈宪认为，这种内部创业的方式是借助多样性的小微群落提升组织对市场的适应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发现并满足新的需求；平台创业利用范围经济效应，建立了内部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全方位提高了公司的运作效率；通过增加内部创业生态系统的开放性，跨界整合各种资源和要素，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动力。“初始创业和平台创业看似有很多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创业者创业创新精神的外化，都是对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产业的试错。初创，在转型的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对于大量的国有企业来说，一方面要进行以混合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和再造，另一方面，就是要推进平台创业，弘扬创业创新精神。二者结合，也许会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使它们真正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陈宪说。

　　而另一方面，公司之间的融合创业也可能带来发展机会。他指出，上海在服务、教育、医疗、文化、金融等方面有诸多优势，这不仅应成为吸引大型民企落户上海的资源，也应成为融合创业的条件，公司之间的合作双赢也可以带来很好的效果。

　　“上海的创新发展之路，既与上海在全球、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有关，又与上海现有的经济格局密切相关。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由上海在全球、全国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而上海的现有经济格局则要求走出一条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自身特点的创新发展之路。”接下来，陈宪教授要尝试与社会学学者合作，以案例研究的方法更深入探究双创课题，继续寻找激发创新的“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