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弟弟，同父异母，他是我二妈生的。我的母亲是三婶。他叫任德鎏，我叫任根鎏。

　　我小时候在广州，我弟弟在广东乡下鹤山县古劳旺宅村。后来他也到了广州，一起上学。中饭一根腊肠，两人对分，一人半根。

　　抗战爆发后我们都来到了上海。他学习电报，进了海运局。他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收到一艘轮船遇险电报，代发电求救。

　　“文革”期间，他知道我受苦又没钱，可是向来嘴馋。他多次来看我并带我上馆子，请我吃饭。记得常到南京大戏院（后来的音乐厅）旁边一家饭店，让我大吃，他看着我吃，觉得很开心。

　　他很孝敬我父亲。我父亲和我住在一起，我弟弟常请我父亲住到他家，服侍他，招待他。

　　可惜的是我没来得及报答我弟弟，他却先我而去了。

　　他的孩子很有出息。我们常说他的大儿子继承了我父亲的商业头脑，发达了。我弟弟的女儿在香港开店，也很不错，我去香港，她曾和丈夫一起接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