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协会工作，偶尔会收到一些老作家手写的来信，报告纸上或潦草或工整的字迹，信封上贴着邮票，亦是手写的收信人地址姓名邮编种种，内容多半是为近期没有收到《收获》、《上海文学》杂志，询问原因，请求补寄。也许因为来信是手迹，拆信的时候我会小心翼翼，只恐怕撕封口的时候撕碎了某个字，甚而撕破了里面薄薄的信纸。有时候会犹豫，我该如何回复这些手写的信件？发电子邮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选择写信，这位老作家多半没有电子邮箱。打电话？老作家在来信里总是不写明自己的电话号码，从通讯录里找出电话号码，打去，又常常无人接听，尤其是手机号码，那几乎只是一串无用的数字，关机，抑或长时间待接音乐响过之后，还是无人接听。

　　大多时候，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去打那个无人接听的电话号码，直到中奖般被接起，那是老作家的子女终于下班回家，便有人告诉我们，老人家是不擅长使用手机的，甚至，干脆拒绝使用电话，猛不丁地响起来，心脏无法承受。

　　那一回，收到一封字迹难辨的手写信件，用的不是报告纸，而是一张练习本上撕下来纸，皱巴巴的纸上布满一团团显然被水笔的墨色染脏的污迹。四、五个人研究了半天，终于弄明白信的大致内容。依然是一位老作家，已经多年不创作，在遇到困难时寻求作协的帮助。去医院探望这位几无亲人的孤老，才弄明白，他是侧躺在病床上，把练习本铺在床垫上写的信，字迹便是断裂、歪斜，纸上也被戳得墨迹斑斑、几许破残。然而令我们惊讶的是，他病床的枕边有一支水笔、一本练习簿、一叠报纸以外，竟还躺着一只手机，翻盖的旧款式，虽然并不智能，但可以打电话、发短信。

　　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而是用写信的方式？寄信的速度远比打电话慢，还有遭遇遗失的可能。倘若打电话，信息传达高效，并且几乎万无一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位邻床病人家属凑过来，指着身旁另一位穿护工制服的妇女说：她寄的信，是她。

　　邻床家属一脸骄傲，女护工老实巴交的脸上满是羞红，那样子，就像报告老师有人做了好人好事，以及自己明明做了好人好事还有点害羞的两个小学生。我们当即向护工表示感谢，亦是忙着感谢所有帮助过孤老的人们。然而，直到离开医院，我也没有再去追问老作家，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而是艰难地写一封信，还要委托护工寄给我们。那会儿，我好像已经认可了寄信这件事，与打一个电话，甚至打许多个电话，在整个事件中所承载的情感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些老作家手写的来信，都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存放着，信里所提及的事，在大多数人看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我每次还是会饶有兴趣地读那些信，读完保存好。我从未用手写回信的方式给予那些手写的来信以答复，素来认为，我们的职责，是力求高效地为他们解答疑难、解决问题。然而，我从未想过，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忽略了情感，抑或，忽略了某种精神寄托？也许，那位住在医院里的孤老给我们写信的时候，并非真的多么迫切地需要我们给他一份经济的援助，更有可能，他是想告诉我们，他想念我们了，想念作家家园传递给他的一份牵挂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