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2017年年会暨“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修改”理论研讨会召开，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会长沈德咏说。

　　“修订工作将对司法功能作出全新定位，回归司法权的本质。通过修订，各级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将得以调整，独立审判这一宪法原则的推行也将最大程度地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显明认为，二十多年来，两法迎“大修”意义重大。

　　“以员额制、司法责任制、职业保障制为代表的司法改革在全国各司法机关全面铺开，这三项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责任权利相适应的原则，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应将这些司法改革的成果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宪魁提出，改革在不断探索，成果也在不断完善中，修法要体现司法改革的成果。

　　“通过司法责任制改革，原来层层汇报式的司法权运行机制逐渐走向终结，司法活力大大增强，司法的民主性氛围日益浓厚，司法的程序化色彩也凸显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说。

　　“明确司法责任制，正是两部草案对改革成果的积极回应。但应注意的是，司法责任制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以及更为细化的规定加以保障，应当遵循‘责任与保障并重、权力与制约同行’，从安全保障、履职生态、职业尊荣、薪酬待遇等方面改善司法人员依法履职的制度环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卞建林指出。

　　“实践中，法官编制一直按照户籍人口来设置，而发达地区常住人口远远多于户籍人口，造成‘案多人少’，欠发达地区常住人口又远少于户籍人口，造成‘人多案少’。”

　　——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分别提出根据案件数量、经济发展、人口数量来确定员额制的比例。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表示，应该明确“人口数量”究竟是以“常住人口”还是“户籍人口”为标准。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缺乏程序方面的规定，导致监督工作有时得不到应有的支持配合，监督意见有时得不到应有的反馈回复。”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韩晓武认为，草案新增规定对解决这一问题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规定还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建议进一步充实完善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的程序性规定。

　　“最近杭州互联网法院已经成立，互联网在我国已非常普及，很有必要成立互联网法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志武建议增加有关互联网法院的规定。

　　“智能判案可以通过大数据矫正判决误差，但计算机算法不可以支配审判权。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处理好数据服务商与法院的关系，防止问责困难，也是此次法律修订应当慎重考虑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认为，中国司法在人工智能的运用上走在世界前列。互联网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可以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司法公正，但人工智能并不能替代法官的专业。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下称“两法”)正迎来“大修”，涉及司法机关的设置和职权、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诉讼制度、司法职业保障等司法制度的核心问题。修法将把前期改革成效上升为法律规定，从而巩固中国司法改革的成果。

　　本栏编辑　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