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2017版《记忆底牌》在悬疑剧场新光影艺苑上演。在这部“向阿加莎致敬”的悬疑话剧中，故事从一座建筑的地下暗室开始，三男一女暂时失去记忆，有的被捆绑，有的受了伤，有的昏迷在地。散落一地的报纸上，一则触目惊心的新闻引燃所有人心中的揣测：四人居然是一起重大绑架案中的嫌疑绑匪、警方卧底、被抓人质。那么，我是谁？每个人都有这几种身份的可能，四个丧失记忆的人在密室中展开心理与智力的角斗，谁最先恢复记忆谁将握有胜券。

　　剧情最引人之处，是剧中角色如何在短时间内根据现场遗留的蛛丝马迹推断自己的身份，并牵引观众一同展开智力较量。随着剧情推进，观众情绪一再递增，谜底逐一解开。困于密闭空间中的四人在艰难寻找彼此身份的过程中，演绎出人性的善恶与美丑。

　　如果剧情按既定的方向和轨迹发展，不失为一个精巧的密室推理剧。遗憾的是，上半部精心铺垫的线索和故事，在下半部却被小女孩夏洛蒂的幽灵乱入，后者喧宾夺主地成为解决剧情矛盾冲突的关键因素。惊悚效果是达到了，台下观众也尖叫了，但是，依靠舞台道具、灯光和音效制造恐怖悬疑气氛，对既定故事发展轨迹下角色人物内心的刻画略显不足，最后答案的揭秘不是依靠角色自身行为与心理的发展驱动，而是更多地转嫁给了女绑匪和她的前夫、被绑人质银行家的女儿——夏洛蒂的幽灵幻像，《记忆底牌》也就彻底从悬疑推理剧转向了惊悚恐怖鬼片。

　　那么，悬疑推理剧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以“密室推理法”获读者青睐而经年畅销不衰，所谓“密室推理”，即将凶杀案设置在一个特定封闭的环境中，而凶手则是居于其中的几个特定关系人物之一，随着故事发展及层层推理，真凶直至故事结尾才显露。这样的密室推理故事一经视觉呈现在一个封闭的剧场空间中，则具有比小说更为直接的感官冲击：在极简单的场景里展开极错综复杂的情节，封闭的空间，开放的时间，人物身份暧昧错杂，凶案在被破解的同时也在往纵深发展，整个过程像流行于都市白领圈的一种“杀人”游戏。

　　悬疑剧靠悬疑设置和烧脑的心理推理完成“吓你一跳”的任务，过程固然惊悚，但其核心是理性祛魅。早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阿道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下了一系列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这一成功的虚构人物令其成为侦探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世纪中后期，英国涌现的侦探推理小说热伴随着西方大规模现代性的展开，这一时期人们对城市生活的认知系统进行更新，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原则被引入对日常生活进行祛魅（disenchantment），从而解除日常生活的神秘感。福尔摩斯用理性来驯服生活中大量光怪陆离的事件，从而获得一个超越理性的日常生活，阿加莎的“密室杀人游戏”则是通过舞台，借助一个有着它自身价值的、毋庸置疑的逻辑和理念来为密室空间祛魅，内部承担着一个理性主义内核。

　　这样的理性主义内核，是悬疑推理剧之所以受市场欢迎的主要原因：它步步设悬，令人欲罢不能，层层逻辑、步步推理，最后剥开“疑”的内核，真相显露，悬疑的设置和解密都需要超常智慧，从故事开始到拉上帷幕，看戏的整个过程对观众提出逻辑推理的要求。

　　上座率不低的新光悬疑剧场在惊悚与理性之间把握都市人的情感脉动，将走进剧场的个体个人时间区隔于被西方现代性所制度化、组织化的工作、生产时间之外，在体验式消费所建构的虚拟认同与救赎中完成个体脱离日常生活、寻求感官刺激的满足，以帮助暂时逃离紧张、单调的都市日常生活。但是，在悬疑步步为营、层层反转、虚实交错，暗潮涌动、抽丝剥茧、真相浮现时，光有惊悚远远不够，理性的内核才是剧的灵魂。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