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侯家书多，架插三万轴”，说的是唐朝李泌的书庵，曾经藏书很多。湖南南岳山上的邺侯书院，据说是后人为纪念李泌而建的书庵，纪念而已，并没有书。门前石柱刻联“三万轴书卷无存，入室追思名宰相；九千丈云山不改，凭栏细认古烟霞”，出自韩愈手笔，往事云烟，尽来笔底。

　　这样藏书万卷的私人图书馆，那时是不多的，因为出版发行不易，出一本书，要经过艰难的生产和经营过程。而能藏这么多书，用于研究，李泌的学习精神，是很了不得的。

　　北宋司马光，在熙宁四年（1072年）定居洛阳时，已经52岁了。两年后，买了二十亩地，修了一座园子，名独乐园。园中有堂，聚书五千卷，名曰读书堂。司马光就在这个读书堂披阅经书，撰写了294卷300万字的《资治通鉴》。累了，就在园中徜徉，活动活动，以垂钓和修剪植物放松思想。这五千卷藏书，来得不易，他不轻易外借，十分珍惜，他说“贾竖藏货贝，吾辈唯此耳，当极加宝惜”。每当上伏及重阳日，他要将书搬到太阳下晒，防止生虫；读书之前要将几案擦拭干净，垫上茵褥；外出带书，用方板夹住，绳索捆紧，以免书脑和扉页损坏，也免得手上的汗渍将书弄脏；每读完一页，轻轻地用手指“撚而挟过”，不“轻以两指爪撮起”。他的书，读了几十年还是“若未手触者”。

　　六百多年之后，南方江宁之地也曾出现一座名园，是清人袁枚的随园。园中有一个小仓山房，是他的私人图书馆，藏书也不少，也不轻易外借。

　　这些私人图书馆，可谓惨淡经营，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折射了先人在学习上的砥砺前行、孜孜不倦的精神。

　　由于研究方向不同，这些馆藏典籍也不尽相同。李泌的道经，袁枚的诗书，各有侧重，而司马光的书大抵史籍为主。由于研究的态度不同，重点不同，术业有专攻，各人的治学方式不尽一致，以致对生活的取向也不尽相同。

　　如司马光的“独乐园”，注重沉静，独思，所谓独乐，并不是“脱离群众”。他对孟子的“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的道理，不是不懂，他在《独乐园记》里已经写了，认为欣赏音乐（“独乐yue乐le”）是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者所及也”；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是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自比“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是俗陋之乐。这就解释清楚了他的独乐园，不过是个很普通、很简陋的私家读书之地，并非离群索居，自诩清高。

　　袁枚是主张性灵学说的，他的学问做在把酒吟诗之间，广交诗友，不问男女，人生取向如何，诗风如何，坐在一起谈文论诗，切磋交流，取长补短，自成一格，《小仓山房诗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应该说，是他性灵学说的滥觞。

　　李泌更不同，是个政治家、谋士，也是道学家，但他很清高，视冠盖如敝屣，曾辅佐唐皇四朝治理天下，功成身退，远离朝堂，长年隐居南岳，躬耕读书，研究道学，做他的老百姓。到德宗时，为挽救危局，再度出山辅政，时间不长，两年多，便以六十七岁辞世。

　　联想到杜甫“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居屋都不保，遑论专门读书写作的私家书屋！通常是怀铅提椠，负笈担簦，行吟天下。杜工部退休后，如果接受应聘，也许有间房子写作，但孔子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杜老还是没有去混迹“盲流”。

　　说到书庵，竟是个国际话题。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图书馆藏书的基础竟是私人书庵，如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就有斯隆的、哈利家族和柯顿家族的私藏。公元十世纪以前的英国基督教会藏书，则以抄本为主。牛津、剑桥和圣安德鲁斯等大学、学院图书馆的藏书，也主要靠私人捐阅，如汉弗利公爵、中世纪后期达勒姆主教的捐阅、爱书家R.de伯里的1500卷的捐阅，等等。英国曼彻斯特古老的切特姆图书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年轻时常去阅读和写作的地方。这些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对公众开放，二十世纪初，又建立全英馆际互借制度，共享的范围逐步扩大。

　　而中国古代的书庵，大多数是私藏私用，并不外借，相当多的是抄本、简本、帛本甚至残卷。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藏书渐多、渐全，但仍不可以说尽善尽美，先秦前后的典籍，大都毁于秦燔和兵燹，现存的有一些是由汉儒复制，属于二手资料，聊胜于无，也是很珍贵的了，但谈到捐阅、共享，在古中国，尚乏先例。这大概与当时社会状况和全民知识水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