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前的12月8日，国务院命名上海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今天的上海，不仅仅是近代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也是近现代建筑种类最为多样，数量最为众多的一个城市。守护城市记忆，留住上海乡愁，我们除了拿起手中的相机来记录那些建筑，还能用怎么样的方式让优秀的历史建筑，在现代化城市发展过程中，与现代生活实现更好地相融交汇。

　　百年交融中西合璧

　　上周五，由市文物局、市规土局、市住建委、市政协文史委联合主办的“留住城市记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市政协召开。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侯卫东先生在论坛上表示，作为文化名城应该有特定的构成要素，一般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要有文物遗址，包括古建筑，其实也包括古遗址、墓葬，以及其他的文物遗迹；第二个层次是历史建筑要集中成片，也就是应该有比较集中的民居，街道，商业建筑，公共建筑等等，而且不但要有一定的数量，而且要集中成片；第三个要素，就是保留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城市，它有它自身的特色。

　　在侯卫东看来，过去的城市建设，特别是新建筑和文物的矛盾，往往是文物最后让步。可是在欧洲许多国家，业主往往会以发现某种遗址作为荣幸，比如在意大利，如果在建设当中发现一个古罗马遗址，业主是如获至宝，会把这个遗址作为一个重要内涵镶在建筑中。

　　“在上海近代城市发展中，我们的规划，在亚洲，甚至在远东都是比较领先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苏智良表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在城市规划中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比如一棵树跟一棵树之间要七公尺到十公尺，甚至于噪音已经被视为污染。

　　上海市民经常说的花园洋房，其实不仅是西方风格，很多具有中国特色，这些都是上海重要的文化遗产。“所以我说它是中西文化，百年交融的典型代表，具有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和中西合璧的文化特征，不仅表现出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特点，而且也有很强的上海民俗的味道。”苏智良表示，城市与文化遗产应该是共生的，城市因为拥有了文化遗产而更加有文化底蕴，更加显示出个性与魅力，文化遗产得到城市的涵养而更好地保存，更加妩媚，保护好城市的文化遗产，其实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建筑活化任重道远

　　上海在城市的发展当中，创造出的城市更新样式，田子坊是其中一个。“当年，田子坊的品位不像新天地那么高大上，但是这里的弄堂很温馨，所以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创意空间在这里出现，这里成了旅游景点。”苏智良说，“联合国人居署给它的定义是，自上而下的旧城更新于社区包容性创业，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案例。”

　　这两天，田子坊又成为了媒体的关注热点：从过去创意店铺云集，到现在已经成为堪比城隍庙的小吃“一条街”，这种“活化”模式能否走得远呢？专家们对此表现出了不同的观点。事实上，近年来在上海的城市更新中，老建筑的“活化”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

　　“静安区是上海文化遗产最丰富的中心城区之一。近年来，静安区积极开展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探索，商务印书馆、荣宗敬故居、新业坊（上海冶金矿山厂）、陕西北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文物‘活’了。”静安区文化局副局长张众说。

　　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也是近代历史上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今年静安区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了位于天通庵路190号的第五印刷所旧址，不仅在建筑本体上恢复了历史的原貌，更精心设计了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张元济诞辰15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专题展览、专家讲座、学术研讨、文物等级提升、为张元济先生塑像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吸引二万余人参与，重新激活了一段沉寂的历史文脉。

　　如果说，商务印书馆文化遗产的活化更多地体现了政府的主导和策划作用，那么，在荣宗敬故居、新业坊（上海冶金矿山厂）、陕西北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这些案例中，政府则是发挥应有的引导和监管的作用。张众说，“我们努力提高荣宗敬故居和新业坊（上海冶金矿山厂）的运作方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的认识，引导其把保护和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推动故居对外开放，并且成为万众关注的‘网红’事件。”

　　“一条西摩路，半部近代史”，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之称的陕西北路近日不断被提及。一是位于陕西北路186号的荣家老宅经过精心修复打造，向公众开放；二是11月初，“陕西北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公众号正式上线。静安区文化局通过与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网络作家协会的合作，连续举办13期“网文讲坛”品牌文化活动，采用网络直播讲座吸引大量粉丝在线观看，参与人数不断增多，连续几期在线观看人数均达百万以上，最高一场超过192万。同时，陕西北路通过文化遗产宣传展示二维码，逐步打造可随身携带、没有围墙、永远开放、可互动、可体验、可参与的数字化博物馆，积极探索了通过引进时代性网络化文化活动活化文化遗产的新途径。

　　社会参与守护记忆

　　“布达佩斯总统府的面前就是一片遗址，匈牙利人都非常骄傲。在奥地利，有条步行街上就是一片遗址。”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主任、邬达克纪念馆馆长刘素华，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城市里面，相信也有遗址，可能就地处在市中心的位置上，为什么我们的遗址不可以这样保护？是观念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引发了在场嘉宾的热议。事实上，就在这两天，有关宝庆路3号90年来首度开放，从私家花园到公共建筑的话题，就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房子能够重新融入社会，这本身就是唤起城市记忆的最好方式。

　　大家熟知的四行仓库，在三年以前，还只是苏州河边一个不起眼的旧式仓库。当负责修复的建筑师带着团队进入现场勘察时，战争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整座西墙被统一刷成了白色，面目全非。但是经过各方努力，今天四行仓库西墙上的弹孔与历史照片中完全吻合，并成为了这个城市中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老建筑要重新融入社会，除了要关注功能，关键还是历史信息不能缺失。近年来，各界的老建筑保护意识与日俱增。然而，在老建筑的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还是屡见不鲜。就像早在1987年就已经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书隐楼，在这30年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修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二十一条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书隐楼的产权人应依法承担修缮的法律义务。然而在产权人无法承担修缮义务的时候，该如何保护日益衰败的文物保护建筑？根据有关媒体当时的报道，早在2002年左右，政府部门曾提议由政府出资先行修缮，当未来产权人转卖书隐楼，这笔修缮费用由郭家人来承担，但最终也没有签下协议。

　　在此次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书隐楼的问题也再次得到关注。苏智良认为，要发挥不同的主体的积极性，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民间基金会，不能够只靠某一个方面的力量。同时，在这个建筑中的居民也要积极配合。

　　侯卫东则认为，类似书隐楼的问题，在其他的地方也存在，“最近中国文物基金会正在做一些工作，只要老百姓还去住，而且维持原有功能，就补助一半的资金，比如你要修缮这个花多少钱，我给你补助一半，然后你要保证原有的功能，并且按照我的规划方案来做。所以我觉得老百姓的这种私人居住的房子的维修，估计就是得几条腿同时走，也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