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一顿烤鸭巧解难题

　　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中，最特殊最特别的人，应该算是杨培光了。

　　1949年5月的一天，一架运输机从东北飞抵北平南苑机场，来自东北老航校的几名飞行员到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报到。下机的人群中，有一张年轻稚嫩的面孔，他就是杨培光。

　　从驾机起义到东北解放区还不到一年，现在又要重返北平了，杨培光的心情无比激动。飞行中队的队长徐兆文、政委王平阳亲自到机场迎接，大家关系很融洽。

　　杨培光那时万万也没有想到，年轻的自己和一桩重大的事故扯上了关系。

　　6月28日上午9时，一架改装P-51刚刚完成一次飞行训练，方华就在这架飞机上，他与教官杨培光交流过操纵这种飞机的经验后，披着大衣离开飞机由滑行道北侧向南横行通过，教官杨培光则准备操纵P-51飞机从机场滑行道滑行回机库。由于机械主任田杰、教官杨培光均未能注意飞机前面已拿去轮挡，飞机突然向前滑行了20米左右，与走到滑行道中央的方华相撞，方华当场牺牲。

　　方华同志担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为了创建人民空军，方华同志向军委代总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报告，请求批准参加驾驶P-51飞行训练，得到聂司令员的同意。杨培光则是驾机起义还不到一年的飞行员。鉴于事故双方身份的特殊性，又是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前，此事一度引起轩然大波：

　　方华的牺牲令人痛心，许多干部、战士激动之下，言词激烈，还有人说是阶级报复。但是当时的东北老航校以及军委航空局领导，通过亲自驾机调查研究，做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处理结论。考虑到P-51战斗机起落架是后三点式的，即前面两个大轮胎，后面一个小轮胎，在地面滑行时机头上翘，不便观察前方地面，以至地面试车时要专门发“离开螺旋桨”的口令，才准于起动。当时飞行队的很多规章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航校党委在听取群众意见，冷静思考后认为，这次事件不是政治性的，是飞行组织不严，飞行员马虎大意观察不周造成的，属于偶然误伤。据此，决定给杨培光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同时保留其飞行资格，鼓励他继续做好工作。此次事故后，不足3个月就面临着开国大典，对杨培光能否参加受阅飞行的问题，军委航空局还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请示报告，经周恩来副主席批准，还是大胆地让杨培光参加。

　　10月1日，杨培光驾驶自己试飞出来的P-51战斗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时，仍为空中第2战斗机梯队分队长，胜利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任务。今天来看，共产党人具有多么博大的胸怀，他们给了这些年轻的起义人员极大的信任，于是，这些年轻飞机员们的才干和尊严得到了最大的鼓励和发挥，事实证明，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十分圆满。

　　再看之前提过的那些问题。常乾坤作为具体负责的领导，为解决这些问题废寝忘食，费尽心血。前面的几个问题，可以通过训练和指导逐步解决，但飞行高度的问题十分专业，以什么标准来做衡量呢？毕竟组织开国阅兵，从当时的军委领导到航空局，谁也没有经验，当时支持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国家中，苏联举行过红场阅兵。是否能借鉴他们的经验呢？

　　机会来了。

　　8月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着方槐和安志敏处长来到聂荣臻代总长的办公室，将航空局拟出的受阅飞行初步方案，向聂代总长做汇报。在座的还有一位苏联空军将军，汇报完工作后，聂代总长还特地交代：你们几个留下来，陪苏联空军将军吃烤鸭。

　　烤鸭上桌了，皮脆肉嫩、烤得金黄，堪称中国菜品中独树一帜的极品，苏联将军兴致勃勃，席间气氛融洽。这时方槐处长凑到代总长跟前，说：“聂代总长，我有个问题要请示：飞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确定？”

　　聂代总长边吃饭边指着苏联空军中将说：“这个问题你请示他！”

　　兴致勃勃中的苏联空军中将马上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飞机发动机在飞行中停止工作，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

　　这一顿烤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