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一种民间说唱曲艺，以说、学、逗、唱为艺术手段，有单口、对口、群口等多种表演形式，是扎根于民间、源于生活、又深受群众欢迎的艺术形式。

　　今年是相声艺术家侯宝林100周年诞辰。尽管相声爱好者们总是就侯宝林、马三立和其他相声名家的艺术风格究竟谁更胜一筹争论不休，但在谈及对相声发展的历史贡献时总把侯宝林尊为无可取代的“大师”。相声名家张寿臣曾有这样一句朴素但切中要害的评价：“侯宝林是对相声有功的人。”

　　改进相声适应新形势

　　相声是一种以说笑话或滑稽问答引观众发笑的曲艺形式，有三大发源地：北京天桥、天津劝业场和南京夫子庙，一般认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形成。到了晚清，相声就形成了现代的特色和风格。在1949年以前，相声一度被看作“下九流”，“比要饭的强不了多少”，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声艺人才被称为“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说：“以前是爱好他们，而侮辱他们，如今我们爱好他们，就要尊重他们。”相声演员常宝华就说：“我是含着热泪接受这一称号的。”

　　当然，相声艺术从开心解闷的“地摊玩意”到“曲艺艺术”与侯宝林等艺术家对相声的不断改造也密不可分。据相声研究学者、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祝鹏程介绍：“侯宝林一直紧跟时代，嗅觉很灵敏。新中国成立前的电台以文艺节目中插播的广告为生，侯宝林于是组织成立了一个广告社，做艺人和电台的中间人。”1950年1月，侯宝林、孙玉奎等人又发起“北京相声改进小组”，邀请作家老舍、语言学家罗常培等对他们的工作予以帮助。艺人们主动停演了一批含有“色情哏”“伦理哏”的段子，创作了符合新形势需要的作品，其中侯宝林的成绩最突出。为了配合宣传新《婚姻法》，侯宝林创作了《婚姻与迷信》，为了配合铲除封建会道门，创作了《一贯道》。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侯宝林创作了相声《戏剧与方言》。作品通过对各地方言的模仿，列举了不会普通话带来的交流不便。由于这个作品能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普通话政策，195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侯宝林和郭启儒录制了这一段子播出，并灌制成唱片，在列车、学校等公共场所播出。

　　侯宝林经常对友人说：“时势造英雄，没有新社会，我侯宝林算什么！”侯宝林生前的挚友、学者薛宝琨曾说，在他心中能称得上是相声大师的仅有张寿臣、刘宝瑞、侯宝林和马三立四位。对于侯宝林，他做了如此的总结性评价：“他是雅的代表，侯宝林也说了很多传统相声，但是他的新相声更具时代感，他力挽狂澜，使相声起死回生，从低潮走向复兴，从地摊登上大雅之堂。”

　　形成“雅”的艺术风格

　　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相声艺人一样，侯宝林也是苦出身。1917年11月29日，侯宝林出生在天津。只不过无论是日期还是地点，都不准确。侯宝林自传第一章标题是“我可能是天津人”。他推测自己是天津人，根据是印象中小时候是舅舅带自己坐火车到北京的，火车的路程似乎不太远，所以估计是天津。“父母的形象还能回忆起一点儿，但很模糊。究竟家里姓什么？哪里人？不知道。”

　　这个不知身世的小孩随着养父母姓了侯。养父母一家本就是城市贫民，后来养父一度失业，侯宝林只能靠捡煤核、卖报纸、拉水车甚至要饭过活。在军阀混战和极度贫困之中，侯宝林在北平长大。这段艰辛时光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根基。

　　再后来家里实在难以为继，有一次侯宝林的养父和妻子商量：“这孩子就老跟咱们这么饿下去吗？咱们给他找个吃饭的地方吧！别让他也跟着咱们饿死呀！”于是，侯宝林被送去学艺，先是学京剧，后改学相声，先后拜颜泽甫、常葆臣、朱阔泉为师，辗转京津演出。

　　上世纪40年代，侯宝林“雅”的相声风格逐渐形成，当时天津曲艺圈就有“侯宝林的相声文明”的说法。日后成为侯宝林妻子的京剧演员王雅兰就曾回忆，父亲当时只允许她听侯宝林和戴少甫的相声，因为语言干净而不是充斥脏话。侯宝林之所以能“出淤泥而不染”，薛宝琨曾有过分析：“相声原本‘贫俗’的原因就在于：一是观念的自轻自贱，二是本钱的畸形短缺。”而侯宝林恰在这两点上与众不同。从本钱而言，侯宝林学京剧出身，尤善“学唱”，有丰富的技法储备增进艺术表现。

　　更主要的是观念，侯宝林有着强烈的自尊感。上世纪40年代在天津时，侯宝林有一天穿西装走在街上，一位同行看见了，嘲讽道：“吓，‘人’啦！这还像说相声的吗？”侯宝林反驳：“说相声的不就是人吗？就不能过人的生活？只要我活着，就非把相声打进艺术圈儿不可！”后来，这个愿望基本实现了，不仅相声实现了“登堂入室”，侯宝林本人也开始重塑自己的身份认知。

　　致力于相声学术研究

　　1980年，侯宝林被北京大学中文系聘为兼职教授，此事一时惹起争议，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两个侯宝林说相声，一个是逗哏的相声演员侯宝林，一个是捧哏的大学教授侯宝林，意在调侃其“自己捧自己”。侯宝林却对此不以为然，他非常认真地准备课程、讲座，以西装革履的学者形象出现在课堂上。

　　晚年淡出舞台的侯宝林主要精力用于相声研究，出版了《侯宝林谈相声》《相声溯源》《曲艺概论》等一系列开创性的相声研究著作。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祝鹏程认为从学术的角度，这些研究尚有可商榷之处：“侯宝林是一个有大师意识的人，他想把相声这种艺术经典化。但无论怎样看，相声也就是百多年的历史，侯宝林把唐、宋时期的一些艺术形式做了勾连，我个人认为是有些问题的。”祝鹏程把侯宝林晚年研究的核心问题总结为：“他非常焦虑的一点是，怎么在经典文化的发展序列当中给相声找到一个位置。”

　　谈及“侯派相声”的概念，许多从业者和研究者都认为相声其实没有太强的派别概念，和京剧唱腔所自然形成的流派不同，“幽默只能是个性化的”。侯宝林对相声的根本影响还是在于如何看待这门艺术。“相声演员和观众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居高临下绝不可能，因为那样观众就不会笑了。以前相声演员是低于观众的，经过侯宝林等人的努力，现在相声演员是平视观众的：观众是我的朋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关系。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