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毛泽民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奉命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中央秘密印刷所负责人。毛泽民曾多次出入上海，期间创办国华印刷所和崇文堂印务局等。位于爱而近路春晖里（今安庆路）的协盛印刷所，就曾是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尽管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它秘密印刷的《布尔塞维克》《中央通讯》等书籍报刊，犹如一柄柄火炬，将党的理论和主张传播到大江南北，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

　　书刊“伪装者”

　　1927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报刊出版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为了重建党的宣传阵地，11月初，党中央急调毛泽民重返白色恐怖下的申城，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与郑超麟、彭礼和、倪忧天等人组成中央出版委员会。

　　毛泽民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化名杨杰，以印刷公司老板身份为掩护。毛泽民首先在闸北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春晖里秘密创立协盛印刷所，兼任印刷所负责人，这是当时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毛泽民在致中央常委的信中提到：“1927年上半年，上海的宣传工作异常扩大，各种书报之销数非常之多，《向导》一项，全国销到8万份……”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为了应对国民党军警和租界密探的严密搜捕和层层检查，毛泽民和印刷厂的战友们随机应变，巧妙地给革命刊物装订上各种伪装封面，如《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有时还用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做封面来迷惑敌人，从而保证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和革命书籍源源不断地转送到读者手中。这些“红色伪装书”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毅卓绝的斗争智慧，是共产党宣传史上的光辉篇章。

　　智斗“包打听”

　　1928年，协盛秘密印刷厂被租界的“包打听”发现。巡捕房密探顺藤摸瓜，突然闯进印刷所。当他们发现车间里正在印刷共产党的宣传品时，便立即封锁了弄堂口，对印刷所大搜查，将全体工人集中关押在一间屋子里。“包打听”拿着几张刚刚印出的传单，恶狠狠地质问“杨老板”，毛泽民泰然自若，不漏破绽，咬定自己只是个为了赚钱而开印刷所的普通老板，“我是商人，不懂什么共产党！人家给的价钱大，又是现金，我为什么不干？我得养活厂里的几十个工人呢。”“包打听”给毛泽民戴上手铐，秘密押到一家旅馆里。盘问不出个名堂，特务便想大敲竹杠，就以“印赤色刊物犯法”为由，索要10万元“罚金”。毛泽民随机应变，假装愿意出去设法筹款。特务认为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在毛泽民交付了800元后，就将他暂时释放。

　　周恩来得知毛泽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部署营救工作。而毛泽民按照中共中央“必须转移”的指示，一边公开登报出售机器、印刷所，迷惑特务；一边加紧拆卸印刷设备，隐藏于别处。隔了几天，特务到印刷所拿钱，不但找不到“杨老板”，连机器也毫无影踪，这才知道上了当。一场危机被机智化解。

　　播撒“革命火”

　　1929年初，毛泽民受中央指示，带领印刷厂部分同志从上海转移到天津重组地下印刷厂，上海的秘密印刷厂暂停运营。

　　印刷厂在上海期间，尽管几经辗转、多次搬家，但仍在敌人的重重搜查下，印刷了大量党的重要文件和刊物，如《共产主义A、B、C》《列宁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等文件资料以及《向导》《中央通讯》《红旗周报》等党的机关刊物。印刷厂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罢工斗争的需要，赶印过中央苏区的文件和宣传传单。

　　印刷厂能在上海白区长期坚持，严格的纪律也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相关人员按规定不能和家人通信，要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不能随意上街，也不能参加集会、结社、游行等活动。当时还规定，外出执行任务要带自卫武器，所谓“自卫武器”，就是酒瓶、小铁器之类的东西，一旦遇到叛徒和其他不测，可以用来抵挡一阵子。

　　1925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开办印刷厂，直到1932年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毛泽民在白色恐怖中与敌人周旋斗争，一直主持秘密印刷厂和地下发行工作，多次历险。中共中央印刷厂在上海几经辗转、多次搬家，但仍在敌人的重重搜查下逢凶化吉，印刷了大量党的重要文件和刊物，为党的政治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创造了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奇迹。

　　专家点评

　　刻骨铭心的记忆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许多革命先辈在这里留下了光辉足迹。中共早期党员，毛泽东之弟毛泽民便是其中的一位。1925年春，毛泽民在广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年底学习结束后，便按照党的指示前往上海，接任中共中央出版部兼发行部经理，同时主持上海书店及负责地下秘密印刷工作。毛泽民在上海期间，不避艰险，与反动派斗智斗勇，为早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出版、印刷、发行以及宣传工作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将成为我们后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张辉 （静安区文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