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聚，自会有其约定俗成的规矩，由大家共同自觉遵守。

　　曾经在一篇短文中读到，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还为文人小聚制定过规约呢。元丰五年（1082年），宰相富弼退休赋闲洛阳，好友文彦博时任洛阳留守，此二人时常约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年龄相仿、性情相投、口碑良好的老朋友小聚。司马光当时只有六十四岁，因他做过皇帝的秘书，便被几位元老委托，为朋友聚会定规矩，做约束，撰写《会约》。《会约》翻译成现代汉语，主要内容大致是：只论年龄长幼，不论职务高低，杜绝官场俗套；餐具简单，不得金碗银筷讲排场；主人做东主菜不得超过五种，佐酒的果脯小菜之类不得超过二十碟；座次按年龄排，酒壶按顺序递，喝多喝少自便，东道主不可强行劝酒，客人也不必勉强；酒未喝完，菜肴已尽，可补充些汤类；简化程序，节约纸张，小聚餐东家只用一张通知单，派人逐家传递，是否出席只需在自己名下签注即可；届时客人要按时出席，不等不催；上述规定若有违反，无论主宾，即罚酒一大杯。呜呼！近千年前文人雅聚的一纸《会约》，至今读来，依然灼灼其华，让人脑洞大开！且不论其中的富弼、文彦博等都是担任过宰相，叱咤风云，指点江山之辈，就连当时年龄最轻的司马光也属做官多年，位高权重之人，大家共同信守一套崇尚节俭，抵制奢靡的规则，既体现了司马光本人的高风亮节，更彰显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源远流长。

　　相对于物质匮乏年代，如今国人的吃，不仅吃得好也吃得巧，而且吃得奢华，更有许多的“吃”还夹杂着令人作呕的投机、奉迎、功利。特别是当今社会上某些人的聚会，菜要点到最好，酒要喝到顶级，珍馐美味，无奇不有。这种由虚荣托起的“面子”，到功利的交际，再到多层面的言不由衷，无论于主于客，或多或少是戴着不同的面纱，内心深处都存有一个“累”字，累在心灵的负荷太重太多！古往今来的所谓饮食文化，是由环境、气氛和心境形成的情趣和品位，试想，在一个春雨绵绵的夜晚，历经离乱漂泊的杜甫，来到卫八卜居的山村，二十年未见的老朋友自然感慨良多。山村无所有，仅有园圃现采的春韭，和一钵刚出锅的小米饭，于是久别重逢的两位老朋友，把肩相看，开怀畅饮，细说别后沧桑。案上烛光摇曳，堂外细雨霏霏，此等文人雅聚，其境、其情让人何其向往，由此而形成的文化氛围，自然当属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