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布“棋子”

　　说服沈寿亚作内线

　　陈云负责中央特科工作后，潘汉年继陈赓任情报科长。这时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到处抓捕革命者，特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直接指挥的上海特别市党部组织部，更是作恶多端。这样的顽固堡垒能不能攻破呢？

　　陈云和潘汉年认为，对于这样一个对我党危害极大的谍报组织，最好的办法是派遣人员打进去。但由于敌人防范甚严未能奏效。于是，陈云、潘汉年又考虑能否从敌人内部找到为我所用的人。经过一番调查，选中了一个叫沈寿亚的人。在大革命时期，沈寿亚在家乡参加革命斗争，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认识陈云等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脱离党的组织，生活上追求享受，在当地呆不下去，就跑到上海在吴开先手下混饭吃。吴看不起他，不让他接触机密工作。他曾与陈赓领导下的同志见过面，但并无工作关系。顾顺章叛变后，他与情报科仍有来往。潘汉年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可以从这个人入手，在上海市党部建立情报工作关系。

　　潘汉年向陈云报告了沈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后，陈云表示同意。陈云说：“这个人我认识，思想有些毛病，但本质还不坏。尽管他已经脱党，还与我们保持联系，说明他并不是死心塌地地为反动派服务的那种人，可以争取他为我们工作。我们可以精心指导他获取敌特的信任，以获取敌人的重要机密，为保卫党的安全起到重要作用。当然这种事不能一蹴而就，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根据陈云的指示，潘汉年派与沈寿亚相识的同志去见他，了解他的真实思想。经过一番工作，沈寿亚打消了怕被吴开先发现挨整的顾虑，表示愿为共产党工作。

　　陈云、潘汉年让刘鼎给他出主意。经过一番努力，沈寿亚终于得到上司的青睐，将他调到特别行政科做登记秘密自首分子的工作。沈寿亚每次把秘密自首分子登记完毕后，就抄一份交给刘鼎，使特科及时掌握叛变者的情况，对保卫党的安全起了很好作用。

　　沈寿亚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保护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张浩。1932年5月间，沈寿亚向潘汉年报告，全总领导人张浩的妻弟叛变，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提供了张浩的职务和住址，并利用和张浩的亲戚关系，了解全总其他人员的情况。这时陈云已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潘汉年马上将这一重要情报向他报告。陈云当即安排张浩迅速转移，断绝对外一切活动和联系，全总其他人员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敌特破坏。

　　初识鲁迅

　　安全转移瞿秋白夫妇

　　1932年5月，国民党中统特工头目马绍武到上海，筹建所谓上海行动区。11月，建立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总部，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捕杀中央特科领导人为主要目标。他们隐蔽行动，全方位地排查线索，深挖中共地下党成员。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活动步履维艰，只有将党的重要领导人隐蔽保护起来，在适当时候转移出上海滩。

　　1932年12月11日夜晚，在上海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3楼4室，鲁迅设家宴招待客人。据当天《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寄母亲信。治馔六种邀乐扬、维宁及其夫人夜饭，三弟亦至。”

　　这天是星期天。“维宁”即瞿秋白，他当时化名何维宁，而乐扬则是冯雪峰。

　　那时，国民党政府悬赏2万元捉拿瞿秋白。瞿秋白病得很重，不能远离上海地区，中央特科就把他秘密隐藏在鲁迅先生家中。虽然鲁迅这时也四面受敌，国民党谍报人员、反动文人对他进行监视和围攻，但鲁迅和夫人许广平总是置生死于不顾，甘当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保护者。不过，在鲁迅家避难毕竟是临时措施。为了保护瞿秋白夫妇，也为了保护鲁迅一家，中央特科决定把瞿秋白转移到其他地方。

　　那天夜里突然下起雨来。深夜11时许，陈云坐着一辆黄包车，将铜盆帽压低到眉毛以下，把一件旧西装大衣的领子翻起，掩住双颊。黄包车夫到北四川路一处停了下来。陈云付了车费，看看四周没有人盯梢，便迅速走进沿街一座三层楼住宅。上了三楼，按照中央特科预先告知的门上记号，找到了鲁迅的家。陈云依照“暗号”轻轻地敲了两下房门，里面出来的是女主人许广平。

　　陈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X先生要我来，与何先生会面的。”许广平听罢，很客气地请陈云进来。

　　进屋后，陈云一眼就看到了瞿秋白。这时，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已经把行李整理好了，只有一大一小两个包袱和一些小东西。其中一个包里装着几本书和一些文稿，另一个包袱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

　　陈云有些诧异，问道：“还有东西吗？为什么连提箱也没有？”瞿秋白说：“我一生的财产尽在于此了。”他接着问陈云：“远不远？”陈云说：“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说着陈云准备下楼去叫车子。

　　鲁迅这时对陈云说：“你不用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随即，鲁迅叫许广平去办这件事。

　　趁此机会，瞿秋白将鲁迅与陈云作了介绍。陈云上前，尊敬地说了声：“周先生，久仰得很！”这是陈云第一次和鲁迅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鲁迅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一副沉重而略带忧郁的面容，看得出他对这次行动非常担心。他问陈云：“深夜路上方便吗？”陈云很有信心地回答：“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

　　不一会儿，许广平进来说：“黄包车已停在门口。”陈云随手提着一个大包袱，说：“走吧！”

　　瞿秋白走到门口，想起一件事，对鲁迅说：“我要的那本书，请你以后交给XX带给我，或者请陈云同志来拿一下。”陈云随即答应道：“过几天我来取。”

　　鲁迅又叮嘱瞿秋白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请某某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

　　“好的！”瞿秋白随即答道。

　　陈云和瞿秋白夫妇拎着行李、包袱，从三楼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下去。

　　鲁迅、许广平站在房间门口，一直目送着他们。陈云走到楼梯拐弯处，回过头来，仍看到鲁迅和许广平面带忧虑的神情。这种情景在陈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四年之后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这时陈云正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极为悲痛，连夜写了一篇短文，记叙那个令自己终生难忘的雨夜。该篇短文署名“史平”，题目是《一个深晚》，同年10月26日发表在《救国时报》上。

　　那天同鲁迅分手后，陈云本来准备再到鲁迅家去帮瞿秋白取那本书，还想再同鲁迅深谈一次。但由于国民党特务四处追捕共产党人，中央特科、上海的团中央机关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陈云再也没有能同鲁迅会面。

　　（选自《上海滩》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