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模老师是我中学的班主任。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去这所寄宿制学校念书时，它已名为交大附中，但是，潘老师在五十年代中期它尚叫工农速成中学时，就已经在那里教书了。潘老师最早教的是语文，后来改教英语。我入学后，潘老师给我们上的就是英语课。今天想起来，我所有的英语知识基本就是在潘老师的课堂上学到的，以后其实并没有多少长进。

　　潘老师教书是很有一套方法的，比如，她让我们写英语作文，那是有难度的，不仅要遵循英语的语法，关键还是要写出文章来，那时我们刚刚小学毕业，用母语写好作文也不简单，不要说用英语写了。我每次写英语作文，都要花很大力气，但这力气没有白花，因为我至今记得的那些个英语单词和语法都出自当年的英语作文，用潘老师的话说，这叫用过了才记得住，的确是这样。我一直很喜欢写作文，得知英语课也要写，学起来就特别有兴趣。我马上发现除了语种不同，其实天下文章是一样的，都要有情节，有描写，有思悟，我很快就兴致勃勃地尝试着编译了科洛迪的童话《木偶奇遇记》，也是天意吧，后来我居然成了儿童文学作家。

　　那时潘老师很不容易，既要教课，还要带领学生去学工学农学军。才入学那会儿，正是寒冬腊月，我们先进行了野营拉练，天天睡在不同的村庄，每天行军20公里，肩上背着晚上要盖的沉重的棉被。才走一天，我们个个脚底就打起了水泡，后来的几天简直就是寸步难行，可是，不能落下啊，所以，潘老师一会儿跑到前面，一会儿跑到后面不断地去安抚学生，她同样背着沉重的背包，而且还加上了一只每天烧饭用的锅子，这样算下来，她每天实际上要比我们走的还要多，肩上扛的还要沉。我想，之所以学生们能被她鼓舞起来，是因为她就像个母亲，她知道疼爱孩子，而不是训斥或者嘲笑学生。我们那时还去农村插秧、割稻，在农田里，戴着草帽的潘老师看上去完全就是个农妇，我们跟在她瘦小的身躯后，一排排插秧，一排排割稻，还常常大呼小叫，不是看到了泥水里的蚂蝗，就是被稻根扎了脚底，这时就乱了阵脚，潘老师不得不跑前跑后，结果，她自己也招惹了蚂蟥，自己也被稻根扎破了脚。

　　很多年后，我有机会看到潘老师写于五十年代末的“自述”，了解到其实她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毕业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所以，一方面，她有良好的学识，在教学中让学生接触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经典，接触米勒、列宾的优秀美术作品，开拓学生的眼界；另一方面，她也不能不紧紧跟上时代，由此也带来内心的震荡和不安。但是，教师的责任和使命让她更多地面向未来，面向大众，走出个人的一方天地。她这样写道：“与工农同学接触，我真正感觉到了工农子弟的淳朴可爱，他们在学习上的艰苦努力，他们对老师的尊敬和信任，深深感动了我，我常常为自己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一些而苦恼。”我读着这样的文字，想到潘老师当年带领我们野营拉练，带领我们在工厂的车间、在农村的田野学习干活，也真是一种如她所说的“脱胎换骨”。

　　潘老师读过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后，鼓励我继续写作，她说，我等着看第二本。第二本出来后，我便快递给了她。没有想到，那个快递兜兜转转很长时间后，回到了我这里。后来，我知道潘老师的确不在家，她生病住院了。前些天，传来了她已离世的消息。我拆开那个快递，看到整本书显然被雨水浸蚀过，这让我想到了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