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是革命年代的人民音乐家，这样的身份也昭示了他作品的特色。这一点尤其可从他1934、1935年的创作中看出：先是为田汉编剧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出《码头工人歌》、《打砖歌》、《苦力歌》（后改为《前进歌》），那种铿锵坚定、高亢激昂的旋律，让国人充分领略到了聂耳艺术精神上刚性的一面。之后聂耳为由夏衍编剧的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配曲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将其艺术精神特质推向极致。可以说，今天人们每每谈起聂耳，多是从刚毅的层面上对他进行解读，殊不知在聂耳刚毅的表象后面，恰恰掩隐着这位人民音乐家充满柔性的一面。

　　比如聂耳在遇难前一个月，从东京写给母亲、哥哥和姐姐的一封信中，就充满感情地埋怨道，我到日本后已给家里写过三封信，“为什么直到现在，（你们）不给我半个字的回音呢？……（我）知道昆明很平安，但心里总在挂念着家里，请您们快给我几个字吧！求求您们！！！”而且他深知就像他牵挂家人一样，家人一定也牵挂着他，所以他也不忘向家人报平安，说自己眼下“除每日四小时的上课外，有许多事要做，什么考察啊，日本音乐的研究啊，赴音乐会啊，忙个不休。每日的时间仍觉不够……”事实确实如此，就在聂耳写这封信的前一天，“东京艺术座谈会”（全是中国留学生）还请他去做讲演，内容是关于“最近中国音乐界的”。当时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受到听众热烈欢迎。总之，读聂耳这封家书，可以从中读到与“金刚怒目”、“怒发冲冠”迥异其趣的聂耳的另一面。在这里，聂耳身上那种对家人无比牵挂的柔软温情、儿女情长的情感，无比鲜活地跃然纸上。尤其是吁请家人给他写信那一行文字后面紧跟着的一连几个惊叹号，每一个看去都像是一根根高高举起、然后结结实实砸下的棒槌，让人读来心痛。而这确实就是同一个聂耳的真实写照。

　　想想也可以理解，因为对敌人恨之深，才会对亲人爱之切。一如聂耳的歌曲交织着强烈的爱恨情仇一样。这一点，在1935年4月15日聂耳告别祖国，乘船东渡日本时，前去送行的赵丹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分别的这一天到了，（袁）牧之、（郑）君里、我，还有其余几个人到码头为聂耳送行。我们看到了聂耳上船时精神的样子。轮船缓缓地离开了码头，渐行渐远，绑在船与码头间的五彩带也断了。此时，我在望远镜中看到了擦拭眼泪的聂耳。告别朋友，告别多难的祖国，告别战场，他流下了眼泪。”聂耳平时让朋友们看到的，多是他刚毅、坚强的一面。此时此刻当船离岸远了，他以为大家看不到他了，这才终于释放自己内心柔情的一面，开始放纵自己的眼泪。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情景却被远处的赵丹借助望远镜看到了。

　　聂耳的离别泪和上述他写给家人的书信一样，非但丝毫无损于他作为一位人民音乐家的形象，反而让人们从中看到了这位人民音乐家内心世界的充实丰沛，以及可感暖人的情怀。因为唯其如此，那一首首回荡在国人心头的振奋人心、撼人心魄的音乐，才得以由聂耳最初酝酿于胸中，继而压抑不住通过笔端汩汩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