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生物学家张弥曼，芳龄八十又二，优雅知性地站在本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领奖台上，对世界微微笑。那一天，她使用汉语、英语、法语、俄语和瑞典语五种语言，款款说完了致辞。那些年，她常常独自跋涉大漠，寻寻觅觅，只为读懂这个蓝色星球的岁月留书。这两天，关于她的故事，被数不清的大众媒体和自媒体广为流传，几乎篇篇都是高转“爆款”。

　　除了张弥曼院士的人生故事着实耐读以外，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标签”：女科学家。有人对此“标签”相当“过敏”，明明靠的是才华和努力，为什么要将性别扯进来？如此看重“她”，很多时候倒不是因为性别歧视或矫枉过正，而是在骨感的现实中，女性承担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往往比男性更多，起跑线或许不分伯仲，但跑道难度却差异明显。

　　天文学家叶叔华院士至今还记得，1978年第一次率团访问法国，负责接待的人愣是绕场好几圈都没找到他们，因为他没想到竟是一个女团长带队。分子内分泌学家张永莲院士，某次与先生一起参加疗养，她几次三番被安排到家属席，因为对方想当然地以为院士是位男士。

　　华东理工大学2年前发布过一份“上海女性人才贡献率研究报告”：上海高学历女性人才平均贡献率，高出同期同学历男性人才贡献率3.63个百分点；然而，在科研行业，女性人才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在两院院士中、973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等人群中，女性比例都仅有5%左右。

　　其实，也认识很多女科学家，工作之外千姿百态，称得上是生活家。两位前辈院士的“遭遇”，再发生的概率自是低了不少。做得了科研、过得好生活的女性，诚然越来越多。然而，她们终究不是大多数。怎解？

　　在大洋彼岸，有一家以鼓励女性投身科研为优良传统的科研机构——创立于1910年的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JIC），过半科学家为女性。有一次，趁着对方来沪合作的机会，我向中心主任讨教“秘诀”，老外回答了一大堆细节：各种会议时间尽量安排在上午10时和下午3时之间；考虑职位升迁时，主动选出符合条件的女性候选人，告诉她们“我觉得你应该争取升职了”，等等。“我们没有为女性提供任何优先权，只是在科研管理中竭尽所能地帮助她站到科研第一线来。”这话，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