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渡难关工委建厂，留后路地委开店

　　1941年6月，中共崇明县临委隐蔽地暴露，受到伪军冲击，临委书记陈伯明被迫撤往苏北暂避。三个月后，陈伯明回到崇明，利用地下党员盛士祥的父亲盛之珊与伪军大队长顾宝民的“叔侄”关系，由盛之珊出资创办健行小学，作为县临委的隐蔽地。

　　1942年4月，上级决定将中共崇明县临委改为中共崇明县工委，陈伯明任书记，施群任组织委员，朱焰任宣传委员。新工委很快发现，崇明工委机关隐蔽健行小学不可长久。

　　一天，陈伯明在桥镇油车湾联络工作时，突然想到可以办个使用新型机器的榨油碾米厂。一家工厂要接待四方来客，地下党员和交通员混在其中不会引起外界怀疑，适宜县工委机关隐蔽。陈伯明向苏四地委汇报后，得到地委领导的支持。陈伯明回到崇明后招募到14位有抗日觉悟的合作伙伴，其中还有2位伪乡长，以应付日伪军的检查、敲诈。1942年12月中旬，大新榨油碾米厂正式对外经营。这家小厂作为中共崇明县领导机关秘密所在地一直使用到1946年冬，也是抗战时期崇明地区唯一由地委投资的中共县委所在地。

　　崇工委秘密转移到大新榨油碾米厂之际，长春南货店在竖河镇开张。长春南货店店面不大，但是院子很大。这个店名义上是由崇明三区人唐居正和苏北一个“朋友”合伙开办的，背后其实是中共苏中第四区地委。苏中四地委驻地在江北东台县，距崇明岛几百里远，为什么把店开到崇明岛呢？原来，抗日战争进入1942年，日军前线日益吃紧，后方也越来越紧张，为短期内扭转局势，抽集兵力对沪苏地区进行大规模“清乡”，启东、海门、南通、如东、东台等被列为首批“清乡试验区”。在敌人的高压态势下，新四军和抗日政权精兵简政，化大为小，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坚持在清乡区内抗日斗争。四分区委面对现实，做了最坏打算，如万不得已之下就退守崇明。

　　1942年12月中旬，中共海启县委根据四地委指示，派总务科长季肇民，率中共江苏四地委秘工部政治交通员陈兆明、中共崇明县工委政治交通员唐居正，到崇明县三区竖河镇设立秘密联络点，作为四分区机关后撤基地，对外称“长春南货号”。开店后，政治联络员秘密来往于崇明与苏北东台之间，交换抗日情报，传达领导指示，担负起政治联络任务。

　　由于苏北中共领导的反清乡形势好转，江苏四地委没有来崇明。但“长春号”所起的联络作用十分重大，并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1943年1月中旬，陈伯明、朱焰、黄斌一起北上。他们从青龙港上岸后，即到中共海启中心县委秘密联络点接受指示。县委书记钟民同志已到东台指导反清乡去了，留下县委领导谢克东同志向陈伯民传达两点指示：一是将3500斤黄豆运到崇明，作为苏四地委给大新榨油碾米厂的投资金；二是由陈伯明直接负责，把从敌人清乡区撤出来的新四军的6名文化人接回崇明，埋伏在崇明长期隐蔽。陈伯明一行接受任务后，由谢克东带领到海门兴盛客栈仓库。苏四地委的3500斤黄豆，用30余只麻袋灌装，寄放在这里。陈伯明等三人非常感动。他们十分清楚，苏四地委经费极端困难，是拿不出现款才这样做的，即使这些黄豆，也是苏四地委率领一批干部冒着生命危险从清乡区收上来的，每一粒都浸透苏北人民支援抗日的一片热忱。

　　陈伯明与客栈管理人员完成交割手续后，到城外雇一艘帆船，请人用大板车把黄豆运上船。第二天早上，帆船东行三和港，陈伯明接上6位文化人。正当帆船准备出港时，据守港口的江防大队扣船不放，打算吞没这批黄豆。江防大队是新四军番号，但大队长是反正的原汪伪大队长黄宝森。他虽名义上加入新四军，但始终与中共和新四军保持距离。陈伯明重任在身，不能暴露身份，就找在三和港做秘密工作的吴纯夫。吴纯夫得悉，立即命令黄宝森放行。傍晚时分，帆船到达崇明西部小竖河港，在地下党组织的接应下，安全出卡。

　　崇工委把这批黄豆放在大新榨油碾米厂加工，生产豆油和豆渣饼出售，所得钱款部分归还苏四地委，其余充作党组织活动经费。这笔款子为崇工委摆脱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